《风雨飘摇：晚清名臣立身处世之道》
对历史类书籍，可以从“选”、“述”、“论”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选”，即选取史料；“述”，即陈述史实；“论”，即阐发史论。
选取史料
面对“晚清名臣立身处世之道”这个课题，作者在史料选取方面有三个特点。
晚清名臣：一群湖南人
首先，作者选取的“晚清名臣”，基本都是湖南人。
本书着重介绍了三十余位人物。三十余人中，除了俞樾（浙江人）和邓传密家族（安徽人）之外，其余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家族、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以及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朱尧阶、夏瑚、萧锦忠等，全都是湖南人。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讲近代史、晚清史，绕不开这群湖南人。何况，作者本人也是一个“以省籍而自豪”、“爱自己的故乡，对本省本县本乡名人与有荣焉”的湖南人。将“晚清名臣”的光环聚焦在这群“湘系大佬”身上，可谓公私两便。
不过，如果咬定“名臣”标准不放松，朱尧阶、夏瑚、萧锦忠等人多少有点名不符实。至于本书压轴介绍的那位“读《申报》的湘西少年”，更与“名臣”南辕北辙。 将这些人选入“晚清名臣”的书籍中，显然是作者对梓里的情有独钟。
当然，这份情有独钟也可以说成夹带私货。是褒是贬，恐怕要看作者的初心：写作本书的目的，究竟是写“晚清名臣”，还是写“一群湖南人”？从作者自序来看，恐怕后者才是重点：
从晚清以来，湖南对中国历史走向之影响巨大，为世所公认，“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并非湘人的自夸。在年轻时刚刚走出故乡之际，我很为这种说法自豪。人到中年后，如果还停留在这类浅显的情感层面，那真是岁月虚度。随着阅历增加，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开始反思吾乡吾土民情、风俗、群体性格有哪些不合时宜之处，也想进一步**探究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一百来年的时间段里，何以能从三湘四水那些荒村和小镇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的运行车轮。**这些观察、思考必须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和每一个人所成长的小环境下，才可能获得一点不人云亦云的看法。
“探究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一百来年的时间段里，何以能从三湘四水那些荒村和小镇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的运行车轮”——由此观之，沈从文与“晚清名臣”们并列入选毫不意外；反倒是俞樾、邓传密等人的出现，多少有点“逾越”了。
立身处世之道：一些小故事
即使缩小了人物范围，讲述他们的哪些事迹，仍是一个难题。本书没有落入宏大叙事的窠臼，而是另辟蹊径地从一些小故事入手。这便是作者选取史料的第二个特点。
开卷第一篇，讲的是曾家兄弟为娘舅祝寿的故事。继续翻阅，还有兄弟间抢零嘴的趣事、大舅哥和妹夫的顾此失彼，还有老朋友的分道扬镳、“老冤家”的互相看顾，还有官场失意的牢骚语、背井离乡的莼鲈之思……如果隐去姓名、身份，谁能分得清故事主角是某中堂、某爵爷，还是邻家曾大爷、左大叔？
同治十年（1871)十月二十三日，又回到南京再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给两位弟弟曾国潢、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茶叶、蛭干、川笋、酱油均已领到，谢谢！阿兄尚未有一味之甘分与老弟，而弟频致珍鲜，愧甚愧甚。川笋似不及少年乡味，并不及沅六年所送，不知何故？”
谈到大爷大叔们的大事业时，作者的取舍角度也与众不同：他对这份事业本身着墨不多，而把重点放在成就事业前后的作为上。攻克天京城前后，曾国藩做了什么？曾国荃做了什么？“戊戌六君子”就义前后，曾广河做了什么？“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是怎样的心态？收复新疆前后，左宗棠、刘锦棠、魏光焘等人做了什么？
刘锦棠的祖母陈氏是一位伟大而坚韧的女性，她的两个儿子战死在沙场，儿媳妇改嫁，自己将几个孙儿养大。1889年，已八十五岁的陈氏中风倒地，躺在病塌上念着孙儿的名字。刘锦棠以李密上《陈情表》的诚恳再次上书朝廷请假回乡，这一次朝廷终于批准了。刘锦棠将全疆的军政事务托付给了布政使、署理巡抚的魏光焘（魏籍隶湖南邵阳，邵阳当时和湘乡是邻县）。
从结果来看，决定个人命运、事业成败的也许是一些大机遇、大事件。从较短的过程来看，人品、性格、认知、思想决定着个人能否抓住命运机遇、左右事件走向。然而，从更长远的过程来看，养成人品、磨砺性格、积累认知、培育思想的，正是家庭、乡里、朋友、同事间的一件件小事。也正是这些小事、细节，清晰而深刻地反映着它们所作育的这个人。
“探究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一百来年的时间段里，何以能从三湘四水那些荒村和小镇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的运行车轮”，作者选择的这条以小见大的路，也许没有险绝奇峻的风景。但曲径通幽处，一定会有耐人寻味的收获。
取材广博
这些小故事绝非道听途说的稗官野史，而是作者从大量资料中挖掘、整理、还原出来的。本书选取史料的第三个特点就在其中：参考资料之广博，令人称奇。
根据脚注中的引用文献进行统计，本书共引用了74份资料。其中既有《明史》、《清史稿》、《清实录》、《清史列传》这样的官方史籍，也有《曾国藩全集》、《曾国荃全集》、《曾纪泽日记》、《郭嵩焘日记》等一手史料，还有《能静居日记》、《雨窗消意录》、《三十年闻见录》等同时代人的著述，更有《以曾国藩为视角观察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钟叔河评点曾国藩家书》、《清代土地权利中的“坟禁”习俗探析》等后人的研究专著。本书取材之广，可见一斑。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对同一个历史人物，作者会博采不同的资料，从不同版本、不同角度中还原更全面立体的人物形象和历史事件。仅对曾国藩一人，本书就引用了《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2011年）、《以曾国藩为视角观察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锺叔河评点曾国藩家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曾文正公年谱，崇德老人纪念册[附]聂曾纪芬自订年谱》（台海出版社，1966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史料》（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年）、《曾宝荪回忆录[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曾国藩日记》（岳麓书社，2015年）、《曾文正公文集》（线装书局，2015年）、《曾国藩联语辑注》（岳麓书社，2004年）等九份材料。其余如曾纪泽、左宗棠、郭嵩焘等人也都有若干份史料互相印证。甚至《从文自传》还有岳麓书社2010年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两个版本。作者选材之用心，令人佩服。
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从取材广博这一点，可见作者之多闻，亦可见本作之“兼听则明”。这样的作者、这样的书，居然“流布不广”，令人费解。
陈述史实
“流布不广”的原因，也许可以从“述”字上略窥一二。
文字中的情感
作为一个“以省籍而自豪”、“爱自己的故乡，对本省本县本乡名人与有荣焉”的湖南人，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的情感可谓真挚而醇厚。
这份情感，尤见于曾氏家族。例如，作者对曾国藩的评价是：
盛唐三大诗人中，李白是道家的底色，王维则近佛家，杜甫是不折不扣的儒家情怀，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总是心系苍生社稷。
曾国藩可谓杜甫的千古知音，尽管两人在世的事功不同，杜甫对天下剧变无能为力，只能在诗中哀鸣；对清廷而言，曾国藩则建立了不世功勋。但两人都是标准的儒生，其对家国的忧思是相通的。
对曾国荃，作者着重记录的是这些事迹：
光绪十年（1884），曾国藩已故去很久了，左宗棠奉旨赴福建督师，在金陵城与两江总督曾国荃会面。左宗棠问曾国荃：“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国荃回答：“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左宗棠听完大笑，说：“吾固谓老九才气胜乃兄。”——我一直认为老九的才气胜过你大哥呀！
这样一本叙述先人忠烈事迹的书，荣禄不找那些翰林院出身的文臣作序，而是嘱托优贡出身的曾国荃为序，当然是看中曾国荃的身份和功绩，足以当之。读完《世笃忠贞录》，曾国荃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因此序言写得情真意切，真正达到了“修辞立其诚”的高度。曾国荃在盛赞荣禄祖父、伯父和父亲的忠勇之后，笔端回到了自家：……
这份感情，甚至无需过多文字，只看作者对曾氏兄弟的称谓就能感受到：
称曾国荃为“九帅”，这一点尤其值得玩味。曾国荃在曾氏族内排行第九，又是湘军重要统帅，因此人称“九帅”。这个称谓，既有喊“老九”的亲近，又有喊“大帅”的尊重；比用谥号代称更显亲近，又比直呼其名更显尊重。这一声声“九帅”中倾注了作者怎样的情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吧。
相比之下，左宗棠、胡林翼等人连一声“左公”、“胡公”都不易得。作者对曾氏兄弟的偏爱，跃然纸上。
此外，书中还出现了不少的“我”，即作者的第一人称代指。这种指称会是一种化公议为私事，将读者视线从公众人物、公共事件拉到作者个人经历、个体感受上。有的时候，这样做能够拉近历史人物、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更多时候，这种手法会模糊文章焦点，转移读者注意，更会淡化作品主题：作者究竟是想“探究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一百来年的时间段里，何以能从三湘四水那些荒村和小镇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推动着中国乃至世界的运行车轮”，还是想叙述个人经历、抒发个人感触呢？
在文字中表达强烈的个人情感，是一把双刃剑。一般来说，真挚而醇厚的情感更容易打动读者、引起共鸣。同时，它也会给作品打上深深的个人烙印。也许在散文、诗歌等文体中，这样的个人化值得鼓励。但是在历史文章中，强烈的个人情感很容易把客观叙事和秉公持论变成私人化表达，进而拉低作品本应有的高度。
例如，对曾国荃“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的作风，对曾国藩“曾剃头”的外号，对曾国藩和汤鹏的断交，对张百熙治下“风气依旧保守和老旧”的京师大学堂……作者大都以回护为基调。实际上，作者的观点不无道理。然而，用明显带有情感倾向的文字表达出来，有理也要矮三分。
其实，个人情感、私人化表达，并不是写历史的雷池禁地。本书《这个世界的繁华和喧嚣已与他无关》和《涟水源头，一只等待游子平安归来的石龟 》等篇章就写的非常好——也因为这种情感和表达，这两篇可以归为围绕历史展开的散文。即便那些以“我”为中心的文字，也可以稍作改写，取其拉进近读作距离之长，避其化公为私之短。
历史不应该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书写历史还是应该尽量克制个人情感，尽量客观叙事、秉公持论。
组织中的微瑕
“文字中的情感”不含褒贬，“组织中的微瑕”可就带倾向了。
平心而论，本书的文字并无大过，只是在文句和段落的组织上有点白璧微瑕。
比较直观的问题出在起承转合上。有些句子和段落如“铁骑突出刀枪鸣”一样，在平顺的上下文中或突然杀出、或戛然而止，有时令人不知所云，有时甚至产生歧义。
例如下面这段文字：
当然，他的成就离不开老泰山的余荫，左宗棠当两江总督时对聂仲芳特别关照，也和曾纪芬这位贤内助的辅佐关系甚大。可见，有纨绔习气的人，只要走上正道，亦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胡林翼年轻时亦是如此做派。
这“老泰山的余荫”，是指“左宗棠……特别关照”，还指“曾纪芬这位贤内助的辅佐”？依据指代关系的就近原则，很容易把“老泰山”和“左宗棠”联系起来。但实际上，“老泰山的余荫”是指“曾纪芬这位贤内助的辅佐”。左宗棠异军突起、将整句拦腰截断，就容易造成误解。
此外，这一段、以及这一章，与胡林翼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突然冒出一句“胡林翼年轻时亦是如此做派”？为什么提过一嘴胡林翼后又戛然而止？倘若司机这样一把急转弯、一脚急刹车地开车，乘客早就吐满车厢了。如果胡林翼与本章主题相关，那就展开说说；如果无关，那就干脆不写。这样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地饭后闲聊风格，不太适合正式严肃的历史文章。
类似的还有：
公序是宋代大诗人宋庠的字，他和弟弟宋祁齐名，两人同科登第。兄弟二人都写过《落花诗》，宋祁诗中名句：“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曾国藩当年看俞樾的试帖诗时，就说“花落春仍在”与这两句相似。宋庠有句：“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危楼到地香。”
宋庠、宋祁兄弟二人都写过《落花诗》，其中与本段、本章主题相关的是宋祁的诗句。本段前半部分已将这层意思写明、写尽。为什么段尾还要再添上“宋庠有句……”呢？如果因为“兄弟二人都写过《落花诗》”而想要把两人的诗句都收录进来，那何不把它们放到一起呢？“兄弟二人都写过……宋庠有句……宋祁诗中名句……曾国藩当年看……”，这样的语序，是不是更平顺一点呢？
句子中这类“急转急刹”的问题，也存在于段落组织中。例如下面这段文字：
曾纪泽在日记中还记载他在天津时委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行文天津海关道，“将余之奉银月扣百金，供弟都中之用”。可见，曾纪鸿需要大哥的补贴才能在北京维持起码的家用。
这段话出自《这个大舅哥不好当：曾纪泽的烦恼》，位于本书第28页。这段话之前，作者用大段篇幅记述了曾纪泽对两位妹夫的一拉一放。这段话之后，作者用更大的篇幅补充了曾纪泽给几位妹妹的信、以及小妹留在信后的题记。
那么问题来了：曾纪泽委托李鸿章给曾纪鸿转一点工资，与上下文所述曾纪泽与妹妹、妹夫之间的往事，有什么关联呢？在紧锣密鼓的《钟馗嫁妹》中，突然窜出来一嗓子《五台会兄》，难道不突兀吗？
曾国藩去世后，曾纪鸿多病、缺钱的困窘，在本章靠前的段落中已经写过。在《曾国荃详说人情大学问：哪些人送的赙仪可以收》、《左宗棠为何关照“老冤家”曾国藩的儿女》等章节也多次提到此事。要体现哥哥对弟弟的关心，有很多更好的时机。在和妹妹妹夫“扯皮”时黑不提白不提地把弟弟提出来，只怕多心人更要觉得偏心了。
在陈述史实方面，还有两处细节值得商榷。
本书在第98页，即《刘锦棠：上马杀贼、下马抚民的前敌总指挥》一章中提到：“1883年，清廷批准新疆正式建省……”。在第103页的《魏光焘：治理新疆二三事》中，又写到“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批准新疆建省……”。历史上，1884 年 11 月 17 日（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批准新疆建省；1884 年 11 月 19 日，清政府颁发上谕，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这标志着新疆省的正式建立。第98页处应为作者笔误。
在《“学历”是九帅心中难言的痛》一章中，本书提到“曾国荃……到了北京后，同治帝因患梅毒驾崩了。”清室档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翁同龢日记》中记载的症状表现，以及故宫博物院和医学专家的协作研究，都更支持同治死于天花一说。所谓“同治帝因患梅毒驾崩”，更偏稗官野史，出现在本书之中，似有不妥。
阐发史论
阐发史论可能受充沛的情感影响而产生倾向性，前文已述。从另一方面讲，饱含情感的发论也更容易深入人心。
例如《这个大舅哥不好当：曾纪泽的烦恼》一章全文引用曾纪芬在曾纪泽信后附上的题记，其中写道：
因忆苏东坡和子由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睹此遗迹感慨系之矣。
苏轼和苏辙的鹡鸰之情，可谓千载美谈。小妹面对长兄的遗物，引用二苏典故，此心可鉴。结尾的“感慨系之矣”五个字，又不能不令人联系起《兰亭集序》，“情随事迁”、“已为陈迹”、“终期于尽”、“岂不痛哉！”千头万绪一并喷涌而出。
本章末尾，作者动情地写道：
曾纪芬在上海看到长兄的这封手泽时，清朝已覆亡多年。但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人情规则尚在。八旬老人睹物思人，该是何等的感慨，当年对大哥没带自己的丈夫出洋的一点埋怨（如果有的话）,早就烟消云散了吧。
“八旬老人睹物思人，该是何等的感慨”！从曾纪芬的题记，可以清晰感受到老人的感慨。结合本书的后记，不难感受到作者的感慨。读者如果也曾有过睹物思人的经历，心中又该是何等的感慨呢？
又如《若论综合才能，此人应在曾、左二人之上 》中所写：
一个出身优越、少年科第、才能出众的人，懂得官场，擅长权术，却又能心地善良、厚道，立身正，这实在太难得了。胡林翼就是这样汉子。
“胡林翼就是这样汉子”，诙谐幽默间的肯定，仿佛作者在笑容满面地向这位汉子频频点头，也令人不禁在会心一笑间为两人各竖一个大拇指。
由本书后记可知，作者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经历了一些家庭变故。书中多次出现的对于“寿数”的感叹，恐怕都由此而出：
人生最大的运气，其实是寿数。
原因无它，因为魏光焘寿命长，比刘锦棠多活了三十年。
文化的延续确实必须建立在生命延续的基础上。
《哈利波特》里说，只有亲见过死亡的人才能看见夜骐。恐怕也只有经历过丧亲之痛的人，才能理解作者对“寿数”的执着背后，藏着怎样的深情吧。
不过，从沛然的情感中冷静下来，审视文章中的论点和论证，笔者与作者恐怕要争鸣一番。
首先，部分观点的立论落脚点似乎可以更“高上大”一点。
例如，作者评价谭延闿“格局大，见识广，才华出众”。这十字考语不可谓不美，可惜下一句落在“总能在重要的时刻趋利避害”上。
又如，作者体会到“那些被损害的利益集团，能量颇大，掌握话语权，他们团结一心对付你一个外来的巡抚，办法多的是”，因而提出《切莫得罪当地的官吏》，未免太过明哲保身。以此评论“名臣”，略显有失风范。
还有《为家乡争利益，天经地义》：若单说这话，没什么问题；可若只说这话，未免小家子气。更何况，作者在下一章《一百多年前的“争路”往事》里就写道：
谭嗣同在《湘报》上发表《论湘粤铁路之益》……认为把铁路经由江西改为经由湖南，更有利于整个国家。
湖南的变法“教父”、巡抚陈宝箴是江西义宁人（今修水）,他抱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舍家乡而为湖南力争，坚持粤汉铁路必须经过湖南。
铁路之争，不仅有湖南和江西的地域之争，更有先贤们从“整个国家”和“造福一方”着眼的胸怀。这样的家国情怀，不比“为家乡争利益”更适合立论吗？
在论证方面，本书有些逻辑也值得商榷。
例如，《曾国荃：用荣禄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中写：
曾国荃在京期间正赶上了同治帝驾崩。此时，其长兄曾国藩已逝去，经过一番荣辱沉浮，当年锋芒毕露、敢说敢干的曾九帅已修炼得通达圆融了。
然而，还记得前文所录左宗棠与曾国荃的对话吗：
光绪十年（1884），曾国藩已故去很久了，左宗棠奉旨赴福建督师，在金陵城与两江总督曾国荃会面。左宗棠问曾国荃：“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国荃回答：“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左宗棠听完大笑，说：“吾固谓老九才气胜乃兄。”——我一直认为老九的才气胜过你大哥呀！
光绪十年，曾国荃仍然“锋芒毕露、敢说敢干”。说十年前他就“已修炼得通达圆融”，似有矛盾。
《“官牒牙牌书不尽”的传统 》中，作者在开篇就写：
领导有多忙？清季官员有一则逸事或许能说明一些。同治元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驻扎在安庆的他正指挥湘军和太平军鏖战。衙门的办事人员奉命刻印曾大人专用的公牍，为了表示尊重，上面把曾国藩所有的职衔包括兼职，全部刻全了，密密麻麻的一长溜。曾在当天的日记中载：“公牍中所刻余官衔，字数太多，因删去十四字，令其再刻。”
这则轶事怎么能说明领导很忙呢？莫非作者的思路是“官衔多就职务多，职务多就工作忙”？头衔显然并不代表实际职务，更不能代表工作量。远一点说，杜甫因“检校工部侍郎”而被称为“杜工部”，其实他连工部衙门朝哪开都不知道。近一点说，本书提到李兴锐被清廷任命为大名府知府，可实际上“李兴锐并没有去大名府履职”，他先是在京城滞留一年，后被曾国藩带去天津、金陵。这位大名府知府也未必知道知府衙门朝哪开。
此外，本书对历史人物的内心想法做了不少推测。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推测比较符合人之常情。但也有一些，恐怕主要出于作者臆测，不太站得住脚。
例如，《当学霸的成绩成为负担：说说清代状元萧锦忠》中，作者认为“从萧锦忠的长沙府同乡曾国藩家信的两段记载中，可以对其辞官归里的原因做一些推测，或许是状元的荣耀和做小京官的清贫落寞产生巨大的反差。”
曾国藩家信这两段记载都被本书引用如下，信中的萧史楼即萧锦忠：
今年新进士善书者甚多，而湖南尤甚。萧史楼既得状元，而周荐农（寿昌）去岁中南元，孙芝房（鼎臣）又取朝元，可谓极盛。现在同乡诸人讲求词章之学者固多，讲求性理之学者亦不少，将来省运必大盛。
寿屏请萧史楼写。史楼现未得差，若八月不放学政，则渠必告假回籍，诰轴托渠带归亦可也。一切男自知裁酌。
曾国藩这两封信中，与萧锦忠辞官归里有关的只有一句：“史楼现未得差，若八月不放学政，则渠必告假回籍”。从这句话推测“或许是状元的荣耀和做小京官的清贫落寞产生巨大的反差”，是否有点过度联想？
《别让恩师成为自己的下属》一章中也有类似的问题。本章引用《樊锥传略》提到：
（樊锥）与（蔡）锷言事不合，暴怒，呕血数斗。既而为书投署桂抚张鸣岐，终不遇。
虽然樊锥确实是蔡锷的老师，但从所引材料来看，樊锥的这一系列行为并不一定是因为他“性格过于狷急了，以为当年的学生翅膀硬了，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竟然气得吐血……”也有可能是因为樊锥认为蔡锷走上了歪门邪道，自己作为老师既不能引导匡正，又无法坐视不理，爱徒心切、急火攻心，才在某次“言事不合”后“暴怒，呕血数斗”。
后来樊锥绕过蔡锷，直接上书广西巡抚张鸣岐，也未必是“希望通过直接找蔡锷的上司，以获得重用”，也有可能是樊锥为了“治病救人”才越级上书，希望蔡锷的上司能够让他浪子回头。
这两个“也有可能”，当然是没有多少史料支撑的臆测。如果作者掌握有更充分的资料证据，适当地选入书中，也许能够更好地论证观点。
正如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里也会有一千个一家之言。作者所书，不无道理；笔者所评，也不过是姑妄言之。读者们若有兴趣，不妨买一本来读一读，也算是与历史人物同行共处、与作者神交对谈了（没错，我就是在推销哈哈哈）。
编辑修订
如果说选、述、论是作者的功夫，那么编辑修订就是编辑的功夫。
本来，我对编辑工作了解不深，虽然有点意见，也许还是闭嘴的好。然而，本书“牢骚都不敢发还写什么诗”一章，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牢骚都不敢发还写什么书评”。因此，有点小牢骚，还是决定一吐为快。
主要的牢骚针对文内注解，即“笔者注”、“按”和直截了当的括号补充：
三者之中，“笔者注 ”最为明确，即为本书作者添加的注脚。由此推之，按语当是“编者按”而非“作者按”，否则直书“笔者注”即可，无需再“按”。那么，为什么还有未加“笔者注”或“按”的括号补充呢？是作者和编者之外的某位“脂砚斋”的注疏吗？
此外，有些注解虽然内容无误，但出现的位置有点令人不解。就以上图为例，“故中丞公一生感激文襄知遇最深”一句中，“文襄”二字后有按语“左宗棠的谥号”。然而抬头看看，就在三行之上，“文襄”二字已然出现，且未加按语。前文不按而后文按，莫非是践行西谚“better late than never”？
同样在上图中，曾纪芬回忆文字“待中丞公不啻子侄”中，“中丞公”后有按语“曾纪芬的夫君聂缉椝”。然而抬头看看，就在上一段落，已有“曾纪芬的丈夫聂缉椝”、“聂官至巡抚，巡抚雅称中丞，笔者注”等文字。前文已注而后文又按，未免有床上叠床之嫌。
第二条牢骚，还要说回“晚清名臣：一群湖南人”。
在“晚清名臣”和“一群湖南人”之间，本书显然更侧重于后者。将本书副标题定为“晚清名臣……”，看起来能扩大潜在客户群体——即使一名对李鸿章仰慕已久的安徽人，也有可能慕“晚清名臣”之名而购买此书——实际上，这样会模糊核心的目标客户群体。
本书“品牌定位”是晚清时期的“湖湘精英”，那么核心目标客户显然应该“以省籍而自豪”、“爱自己的故乡，对本省本县本乡名人与有荣焉”的湖南人们。对一名湖南人来说，“晚清名臣”和“湖湘精英”，谁更有吸引力？谁更能说服自己慷慨解囊、为人说项？对一名安徽人来说，慕李鸿章之名买下本书之后，他会怎样评价此书，又会不会向其他人推荐此书呢？
再说了，这群湖南人连半部近代史都能撑起来，难道还撑不起一本书的书名、营销吗？
其它一些小牢骚，如脚注中有“[宋]陆游”、“[明]张居正”、“[清]魏源”，而黎庶昌、王伯恭、张廷玉等人则有姓名无朝代等格式不统一的问题，当属笔者的洁癖，无伤大雅。
结语
综合选、述、论、编来看，本书虽白璧微瑕，但颇为可观，实属佳作。
无论是不是湖南人，都可以从中一窥晚清名臣的立身处世之道，更可以史为鉴、以人为鉴，以他山之石攻自己之玉。
从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到现代生活的一点一滴，虽时代不同、立场不同，为人处世之道总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