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骂与赞颂
1841年，一个名叫梅尔维尔的人出海捕鲸。
此时的梅尔维尔是否“对海洋怀有一种非常相似的感情”，恐怕已无从稽考。不过可以肯定：此时的梅尔维尔正“囊中羞涩，甚或分文不名”。尽管外祖父是将军、祖父是少校，但随着父亲生意破产、溘然长逝，梅尔维尔十二岁就“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之中”，并于十五岁时辍学谋生，先后当过银行职员、小店员工、小学教师、农场工人、商船水手。
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尔维尔会被盛极一时的捕鲸业所吸引，也就不足为奇，甚至很顺理成章了。
这段航海经历为梅尔维尔的写作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素材，几乎是评论界的共识。《泰比》、《奥姆》和《白夹克》的确可以佐证这一观点。但是《白鲸》……就我所见，小说中描写的捕鲸船生活，和梅尔维尔自己的经历相去实在太远。
梅尔维尔随在海上航行了三年半。短短三年半时间里，他换了三艘捕鲸船，前两次都有据可查的“反出门去”。终于回到波士顿时，他的身份是美国海军，而非捕鲸水手。而且，梅尔维尔一到波士顿就立即退役——一说被解雇，就此结束了自己的航海生涯。
种种迹象都表明梅尔维尔的捕鲸生涯并不愉快，甚至称得上噩梦。很多资料也显示那个年代的捕鲸船上条件艰苦恶劣，捕鲸水手们的待遇简直可以用“非人哉”来形容！
如果我在三年内换了三家电子厂，可想而知我在厂里干得多不开心。如果前两家都不欢而散，而第三家干得我宁愿金盆洗手回家种地，那么，不把电子厂老板祖宗十八代骂得七窍流狗血就算我积德行善有教养了。还想要我说他好话？食屎吧你！
然而《白鲸》却在唱赞歌。即使不提书中比比皆是的彩虹屁，只看捕鲸船船长——这是梅尔维尔两次“反出门去”的导火索——在《白鲸》中也“是个优秀的猎鲸者，对待水手也是个好船长”。即使偏执、疯狂、独裁，亚哈船长也有雄辩的口才和深邃的头脑，懂得“在他们心甘情愿追击莫比·迪克时，也必须满足他们日常的普通欲望”，在追捕鲸鱼时也会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知人论世”似乎在这里撞上了暗礁。从现实经历到《白鲸》这部作品，梅尔维尔对捕鲸的情感出现了某种扭曲。
不过，艺术源于生活，更要高于生活。穿透风起浪涌的海面，潜入更加深邃的精神内核中，仍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和谐共鸣。
反抗与顺从
设想一下，假如你是一名新入行的水手。出海几个月后你才发现：繁重的工作让你每天都要经历一遍全身粉碎性骨折的痛楚，起伏不定的海浪让你吃多少吐多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船上每一个人都拿你当狗一样欺负和使唤……你会怎么做？回家吗？此刻你已离家万里，回头无路。逃跑吗？四下除了茫茫海水，只有盘踞这食人族的孤岛。造反吗？你在船上根本没有号召力。一了百了？船只出海终要返航。苦熬个两三年，你终究能回到家乡、再回到她的身旁。经过一番审慎的思维，你会怎么做？
再设想一下，假如你去出海捕鲸——这个太难想象了，换个场景吧：假如你去峨眉山旅游。你不顾工作人员的警告和劝阻，主动追打一只野猴子，不想反被猴子按在地上摩擦。一通野蛮撕咬之后，猴子扬长而去，你却被咬得遍体鳞伤。缝合伤口、打疫苗让你掏了一大笔钱，伤口感染、惊吓过度让你躺在床上哼哼了三个月。终于康复之后，你会怎么做？索赔吗？（假定）管理处已经尽到义务，完全是无责方；猴子更不可能给你赔钱。报仇吗？茫茫山林，你能不能找到它都两说。就算找到了，万一又被暴打一顿怎么办？思前想后，你会怎么做？
面对这类不可预知、不可抗拒、不可更改的事情，出于成本、收益确定性、及时止损等方面的考虑，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默然忍受命运那暴虐的毒箭”。
但是，梅尔维尔和亚哈都选择了另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夺回命运的主宰权。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就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对亚哈复仇之行的预言贯穿整部《白鲸》，恨不得每一位天神都现身宣示：向莫比迪克复仇只有死路一条。亚哈是怎么做的呢？他不仅不为所动，不仅大言不惭地向命运宣战，甚至公然将指示噩运的征兆阐释为对自己有利的神谕：
“喂，喂，伙计们！”亚哈叫道，“向上看，好好留意一下，白火焰照亮的只不过是追捕白鲸的航线！把主桅上的那些链条递给我；我要摸摸它的脉搏，让我的脉搏对着它一起跳动；血对着火！就这样。”
什么叫“释经权”？什么叫“我不要你觉得，我只要我觉得”？什么叫“对于所有上面的人，他就是个民主派”？亚哈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其实，对于“亚哈反抗命运”这一解读，我一度心存疑虑。如果亚哈认定自己的命运就是穷尽余生向莫比迪克复仇，如果亚哈将种种征兆都认定为上天在召唤他去和莫比迪克拼个你死我活，那么他的行为究竟是在反抗命运，还是顺从命运呢？
“释经权”让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从这一点来说，亚哈的宣言甚至可以超越“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后者以冥冥中注定的命运为对手，亚哈直接剑指命运的定义者！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无以名状、不可思议、神秘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欺诈的、隐秘的主人和残忍无情的暴君在支配着我；让我违背所有自然的爱慕与渴望，这样一直冲啊、挤啊、塞啊；鲁莽地随时准备做出我的本心不敢做出的事情？是亚哈，亚哈吗？是我，是上帝，还是什么人，举起了这只胳膊？但是，如果伟大的太阳不是靠自身在运转，而只是天上一个听差的小厮，如果不是依靠某种无形的力量，连一颗星星都不能旋转；那么，这颗小小的心脏又怎么能跳动，这个小小的脑袋又怎么能思考，除非是上帝让它跳动，让它思考，让它活着，而不是我。老天在上，老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转了又转，像那边的绞盘，而命运就是手杆。瞧！那始终微笑着的天空，那始终深不可测的大海！看！看那边的金枪鱼！谁让它对那飞鱼又追又刺？谋杀犯到哪里去了，老兄！法官自己都被拖上了法庭，谁来判决？
究竟是谁在驱使着人们的一言一行？是神明预先编写的剧本，还是人们头脑中的自由意志？这个深奥的哲学问题，也被文学作品反复探讨。《封神演义》的劫数，《荷马史诗》的神谕，《老人与海》的马林鱼骨架，《哈利波特》的预言之子，乃至画作《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交响曲《命运》、电影《哪吒》、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甚至计算机学科中“架构是什么”的讨论中，都能看到这一主题投下的阴影。
在《白鲸》中，这个阴影尤为浓重。在铺天盖地的象征和预兆下，结局早早地失去了悬念。人物和剧情的张力更多地集中于亚哈内心的挣扎与撕扯：
那时，就像过去时有发生的那样，这些精神上的煎熬将他的生命连根拔起，抛向空中，他的体内似乎张开了一道裂谷，从中射出分叉的火焰和闪电，该死的群魔引诱他跳下去，加入它们的行列；每当他内部的这座地狱在他脚下张开大嘴，整个船上就会听到一声狂叫，亚哈就会眼睛冒火，从船长室里冲出来，仿佛从着火的床上逃离一般。不过，这些也许并不表明他内心怀着难以抑制的软弱，也不是被他自己的决心吓坏了，而只是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决心的强度。因为，在这样的时刻，疯狂的亚哈，这有条不紊、决不妥协、坚定不移的白鲸猎人，让这个亚哈回到他的吊铺上去的，并不是把他吓得跳下吊铺的那种力量。
可以说，“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一主题，正是梅尔维尔与亚哈船长的共振频率。也正是这一主题，使《白鲸》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成为更加恒久远的经典流传。
有意与无意
当然，《白鲸》不止探讨了这一主题。它还是一本捕鲸相关的百科全书：捕鲸业、捕鲸船、捕鲸人、捕鲸工具、捕鲸工作、乃至时人对鲸鱼的研究，都在书中有所涉及。
这些都是作者有意识地植入作品中的内涵。另有一种外延——或者说我的过度解读——恐怕是作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却在字里行间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无意识：
在这方面，美国捕鲸业的情况和美国海军、陆军和商用船队的情况一样，用来建造美国运河与铁路的工程队伍也是如此。我之所以说一样，是因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大方地供应脑力，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则慷慨地供应体力。
“主宰自己的命运”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光环。但它也掩盖不了亚哈船长的偏执与疯狂，对裴廓德号船东和船员们的不负责任，对水手们的欺骗、利诱和胁迫，对“拉结号”船长不幸遭遇的冷漠……
作者在书中呈现的这种无意识，很符合我对美国——也许是整个西方——的刻板印象：虔诚的宗教信仰掩盖下的狂妄自大的傲慢，裹在文明外套下的野蛮。
岔开说一句。古董鉴定师、收藏家们经常说一件文物能够反映它所处朝代的精神面貌等等。我以前不信。读完《白鲸》，我有点改观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当时的捕鲸业的确有其正当性。作者也为捕鲸写下了长长的辩护词。在这份辩护词中，辩护人巧妙地把捕鲸业“强大的吸引力”归结为冒险精神、英雄主义、劳动光荣、工业文明、国家荣耀甚至皇室威仪，而把“每年运回我们港口的丰厚收获总值七百万元”变成了这些吸引力的结果。这种“倒果为因，惑乱人心”的宣传真是祖传的好手艺！美国捕鲸业的盛衰史早已证明：如果没有那“每年运回我们港口的丰厚收获总值七百万元”，捕鲸业就会迅速衰落。如果荣耀桂冠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现在因捕鲸而挨骂的就不只是小鬼子了。
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一厢情愿地认为鲸鱼数量不会随着捕鲸而减少，认为“它们仅仅是被人从这个海岬驱赶向了那个海角；如果一处海岸不再有它们的喷水，因而失去了生气，那么，必定有另一处遥远的海滨，最近已被它们那陌生的奇观所惊动”，无疑暴露出捕鲸人们的虚伪、贪婪和短视。
我承认：这很可能是我的过度解读。但是，那个时代美国的所作所为，至少可以为这一指控减刑不少：
《白鲸》写作、出版的时候，美国正在陆地上开展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美国人用战争、诡计和种族屠杀，从英国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手中夺取大片土地。其中，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从1803年一直持续到1890年，北美土著文明被摧毁，印第安人几乎被灭绝。就在这条白骨累累的西进之路上，美国国土面积快速扩展，本土工业迅猛发展，综合国力急剧提升，为现在的美国打下了基础。
以亚哈那种主宰命运的勇气，深思熟虑的头脑，无所畏惧的魄力，以及偏执、独裁、疯狂的精神状态，连自己水手的性命都不管不顾的暴虐心性，应该庆幸他只是在海里捕鲸。如果上了岸，不知他会杀掉多少印第安人。
同样的惨剧也在东方上演。1841年，梅尔维尔乘船出海捕鲸。就在一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51年，《白鲸》面世。五年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在西方殖民者面前，我们不过是另一片海域的鲸群——甚至只是受雇于恶魔的间谍和秘密特务，我们的民脂民膏不过是另一种制作蜡烛、肥皂、润滑油的原料，不过是“大大小小的蜡烛和灯盏，都像众多神殿前的灯烛一样”，“为我们的荣耀而燃”！
对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文明”与“野蛮”的反思，梅尔维尔在《泰比》、《奥姆》等作品中有更加明确的表达。在《白鲸》中的亚哈船长身上，梅尔维尔是否有意识地灌注了相关的倾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每一个作家都会被时代影响，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时代的烙印。因而，说梅尔维尔塑造的亚哈船长在无意识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精神面貌，这个观点应该站得住脚。
和那个时代一样，亚哈身上的确有可贵之处。但是，与现实中的“拓荒者”、殖民者们一样，他绝对算不上英雄。力量与文明的结合才会诞生英雄。用孔子的话说：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壮丽与繁复
过度解读到此为止，还是回归文本吧。
总的来说，《白鲸》文辞壮丽，结构繁复，颇有点巴洛克艺术的感觉。
文辞风格从第一章就显露无疑：围绕短短的一句“一个叫以实玛利的人出海捕鲸”，作者写了整整一章，1万2千多个单词——按马永波译本计算，将近4000个汉字。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除了第一二二章之外都是如此。恢弘大气、华丽铺陈，仿佛汉赋遗风。可贵的是，大段大段的文本展开并不显得啰里八嗦。层出不穷的妙语连珠像是变奏曲一般，不断以变化的形式呈现同一个主题。
将视角拉近到变奏中的“旋律”，还能发现不少“华彩”。精妙比喻、绝妙反衬，大段排比、巧妙设问……简直令人拍案叫绝：
那么想一想吧，当这些不顾一切的猎鲸者，从被嚼得粉碎的小艇残片中，从被撕碎的伙伴们正在下沉的肢体中，泅出那巨鲸在可怕的愤怒中喷射出来的白色凝乳，来到那仿佛迎着新生儿或新娘微笑的、宁静得令人气恼的阳光之下，他们心中该激起怎样令人神智混乱的熊熊怒火。
这些妙到毫巅的文字，不仅是赏心悦目的阅读体验，而且是具体而微的作品主题：矛盾与和谐，命中注定与自由意志，都如江河溪流一样从一字一句之间自然流出，最终汇聚成海。
如果能直接阅读原文，或者找到一个好的译本，沉浸在《白鲸》的文字中，相信也会如白鲸畅游在大洋中一样舒展、欢畅。
除了文字之外，《白鲸》的整体结构也令人称奇。“小说”一词只适用于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另外三分之二由纪实科普、抒情散文、戏剧式内心独白乃至海上怪谈组成。它们像花瓣一样层层叠叠而又互相穿插地包围着作品，每一片花瓣都有自己的色与香，每一片花瓣都在为花蕊增色添香。
不过，也许是结构太过庞杂，也许是作者修订的疏忽，有些内容在穿针引线中忽隐不忽现了。例如布尔金顿，在第三章和第二十三章露了两次面之后就消失不见了。此外，叙述视角、行文风格也在不断变换：二十八章之前，《白鲸》一直用以实玛利的视角展开，第二十九章打破了这种连贯性。此后的叙述视角不断在以实玛利、作者、亚哈、船上其他人之间不断摇摆，叙事风格也在小说、散文、纪实、戏剧独白之间反复切换。
如果处理得好，这样的切换可以是非常优美有力的“镜头语言”。但是《白鲸》中的起承转合略有一点生硬。有些章节从以实玛利的自叙开始，中途就变成亚哈的内心剖白；有些章节如果没有“亚哈独自坐着，凝视窗外”的旁白，我们甚至不知道是谁在沉思。
这些生硬的转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章节之间的联系，也让故事节奏变得磕磕绊绊，人物塑造上产生“东一鳞西一爪”的破碎感，导致阅读变得磕磕绊绊，少了点一气呵成的畅快。
有资料说，梅尔维尔只用了不到半年就完成了《白鲸》的初稿。一年后，他才正式交稿。相信在此期间，他对这部作品也付出了“批阅N次，增删N回”的心血。也许，这部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壮丽与繁复，以及这种结构下白璧微瑕的问题，都与这一年的修订有关。
矛盾与和谐
1851年，梅尔维尔的作品《白鲸》出版。
《白鲸》出版后，麦尔维尔写信给霍桑说：“我写了一本邪书，不过，我觉得像羔羊一般洁白无疵。”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自己对《白鲸》的感受，我大概也会这么说：这是一本矛盾而和谐的书。纯洁无暇与邪气逼人，作者经历与作品表达，命运与意志，暴君与民意，现实与浪漫，细腻与繁复，诋毁与赞誉……太多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发出和谐的共鸣。
一百多年过去，这共鸣声仍在余音绕梁。在千千万万的“某个”角落，还能激起阵阵回响。也许，这就是伟大、经典的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