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传记文学简述

“传记文学”，可以顾名思义地理解为“以文学的方式写人物传记”。

一般认为，中国的“传记文学”由梁启超、胡适等人提出、倡导和大力实践。郁达夫、朱东润、郭沫若、林语堂等人也在写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1962年，刘绍唐在台湾创办《传记文学》杂志。同时期大陆政协发起了“文史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并于1984年创刊大陆的《传记文学》杂志，都可视作“传记文学”的发展和分支。

“传记文学”从史书、文学中独立出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方向。对此，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做出了精妙的总结：“给史家做材料，为文学开生路”。这也成了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的创刊宗旨。

“给史家做材料”，虽着眼于“史家”，却也不必那么严格、严谨。只要不是太过失真、自相矛盾，道听途说也大可以记上一笔。多方求证、去芜存菁的工作，不妨留给史家。

“为文学开生路”，尽可“以飘逸的笔致，清新的文体，旁敲侧击，来把一个人的一生，极有趣味地叙写出来的”（郁达夫语）。同时，在“据实”和“虚构”的取舍上，传记文学不排斥、甚至“需要使用文学的想象与虚构”，不过其中的度需要作者认真把握、读者仔细品味了。

值得一提的是，传记文学既非史书，自然不应有“太史公曰”、“史臣论曰”等论述。但选择史料与文学叙事之间，难免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作者的观点或倾向。作者自应小心，避免因个人的好恶歪曲事实。读者也应当小心，不要在“学而不思”中被人带偏。

《激荡百年的回响》

岳麓书社的“传记文学”系列，目前已出版《激荡百年的回响：蔡元培传稿》、《 逝者如斯：罗家伦的世界》、《从北大到台大：元气淋漓傅斯年》等六本。本次幸蒙青眼，获赠《激荡百年的回响：蔡元培传稿》一书。就以本书入手，与“传记文学”互证、互见一番吧。

给史家做材料

为人立传，自然以传主的自述、自传为“第一手史料”。本书第一部分《自叙生平有遗篇》，可谓深得个中三昧。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部分收录的四篇传记中，只有两篇半是“自述”或“自传”。《蔡元培先生传略（选载）》中的《蔡元培先生传略（下）》由高平叔编撰，《蔡元培（孑民）小传》由陶英惠整理编著，都不是直接出自蔡元培先生。

横向对比四篇传记，可以发现一个现象：蔡元培先生的自述，基本都围绕思想成长和教育工作展开。对于自己在“革命运动时代”的工作、在蒋介石“清党”期间的作为、为“宁粤和谈”的奔走、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事迹等，或闭口不提，或一笔带过。显然，在留下这些有意史料时，作者们都有意识地做了详略处理。

详略处理自然很有必要，只是也会留下迷雾、滋生误解。本书第二部分《弟子僚佐话当年》，正可以驱散这迷雾。

事件当事人记述传主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虽然难以深入传主的内心活动，但能直接记录事件细节和传主行状。于事件、于传记，这些史料价值都非比寻常。借助这些记录一人一事的文字，可以驱散很多迷雾、解开很多误解。

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值得特别一提。网上有资料称，在蒋介石“清党”时，蔡元培先生曾亲自列出一个中共党员的名单。本书虽未提到这个名单，但在第二部分中蔡元培先生任浙江省“清党委员会”委员时做的另一件事。

（枪毙二十余名中共党员的）第二天早晨早餐后，蔡先生把我叫到他房里，很严肃的对我说：“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会才好！”后来浙江成立了特别法庭和反省院，都是受了蔡先生这些训示的影响。

结合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一贯思想，结合他对光复会、同盟会、兴中会的态度，结合他在“五四”时期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结合他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陈独秀、牛兰夫妇、许德珩及平津被捕之学生与工人，结合他晚年卧病香港时“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来看，“列名单”一事恐怕还应当以历史的视角看待。

传记文字可以“为后人驱迷雾”，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别有用心，它也可以“导后人入迷途”。

例如，书中某篇先是作出了一个“大胆假设”：

照理，当年蔡元培力主“清党”，是中共的死对头，中共实在绝无予以纪念的必要，因此有人作出假设，说蔡晚年最后“可能”是中共党员……

随后来了一番“小心求证”：

至于被人利用，则是另一回事；君子可以欺其方，正是书生政治家所最容易犯上的错误！林语堂在《记蔡孑民先生》中说到：“这时有所谓民权大同盟，真是莫明其妙。那时开会列席，无非是蔡先生、杨杏佛、鲁迅、宋庆龄及共产小姐 AGNES SMEDLEY(案：即史沫特莱）与我数人而已。你想保障民权，蔡先生那有不赞成？我那有不赞成？其实我们蒙在鼓里，给人家利用。后来牛兰事件发生，共产小姐及宋庆龄仆仆长途坐火车到南京去极力营救，我才恍然大悟。”事实确是如此。

凭林语堂一语就能够断言“事实确是如此”吗？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林语堂提到的几件事。

牛兰事件发生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即林语堂口中“所谓民权大同盟”，以下简称“同盟”）成立之前的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六月十七日。七月间，宋庆龄、蔡元培四处奔走“为牛兰夫妇缓颊”。十月中，陈独秀被捕，蔡元培、林语堂也曾共同营救。到十二月十七日，他们才以同盟筹备委员会名义介入许德珩等人之事。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同盟正式开会成立，林语堂参会并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六月，杨杏佛被暗杀，“当时林语堂是同盟的会员，他要求同盟停止工作，说否则同盟的会员都将遭到暗杀”。——顺带一提，这个时间表完全由本书资料得出。史料互证的乐趣和作用略可一窥。

要而言之，同盟成立前大约半年，牛兰事件就已发生。林语堂既然在牛兰事件发生后就“恍然大悟”了，为什么十月间仍联名营救陈独秀？又为什么在半年后仍然参加了这个同盟？为什么在同盟内又待了半年，发生暗杀事件后才要求退出？此时距离牛兰事件已过去一年了。如果一年前就“恍然大悟”了，为什么拖到一年后才有所行动？

可见林语堂的“恍然大悟”必定不在当年，而在以后。至于以后是因恍然大悟而自觉被人利用，还是因别的原因而自称被人利用，无法以一言断定“事实确是如此”。

言归正传，蔡元培先生的四篇传记都重点着墨于教育工作，可知他一生成就荟萃于斯。本书第三部分《国子学中名祭酒》着眼于此，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走进这扇门，我们可以深入探究蔡元培先生的教育工作经历与成就、教育理念的形成发展。这不仅是蔡元培先生个人传记的珍贵资料，也是中国教育史的宝贵财富，更是教育、思想继续前行的“不忘来时路”。

总说生平传记，分论各项成就之后，就该“盖棺论定”，做出总评了。本书第四部分《众贤评说蔡先生》正为此而设。

必须承认，看到这一部分中众口一词的“完人”、“伟大”时，我的确心生疑虑：这是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作传记的人物”？抑或是出于善意的为死者讳、为尊者讳、为知交讳？抑或岳麓书社做了取舍？其实，蔡元培先生自述中就坦坦荡荡地把林纾对他在北大施政的批评信全文刊发；也坦陈五四运动之初，他对学生参与政治运动持反对态度。本人胸襟如此，后人何须遮遮掩掩呢？

带着疑虑，我重读了一遍本书，并搜寻了一遍资料：实在找不到对蔡元培先生的有理有据有力的批评意见了。再读《众贤评说蔡先生》，不由得人心服口服。

为文学开生路

“给史家做材料”方面，本书相当可观。“为文学开生路”方面，本书所选篇章的文学性似有不足。写事件则多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写人物则多外在行状，少有深入刻画。除蔡元培先生几篇自述外，愚意唯王云五的《蔡孑民先生与我》、洪炎秋的《蔡先生为我解决困难及其遗风对台大的影响》和林语堂的《想念蔡元培先生》等若干篇较为突出。

也许，这问题源于传记文学中“传记”与“文学”的矛盾。也许，这问题原因是本书收录多为回忆录或纪念讲稿，并非狠下功夫的文学作品。总之，就本书而论，“传记文学”之“为文学开生路”，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蔡元培先生

读完蔡元培先生传记，而不谈谈蔡元培先生其人，有种“入宝山而空回”之感。那就腆颜一谈吧。

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温良恭俭让”的人格，本书已备述无遗。尤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蔡元培先生的绝非单纯的“好好先生”、毫无原则的“菩萨心肠”。

他能包容持不同思想、不同政见的教授进北大讲课，但“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做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但不主张，而且反对”。

他能包容某些教授私德有亏，但绝不容许他们拉着学生去逛八大胡同——为此他直接开除了一些教授，连英国大使的面子都不买账。

他虽以思想教育为己任，却也曾参与研制炸弹、准备为革命而实施暗杀。即使不再亲自上阵，他也以这段经历为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还陈列着手榴弹等物。

诚如林语堂所说：

果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说话总是低微的声音，待人总是谦和温恭，但是同时使你觉得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

此外，在对待晚辈后进方面，蔡元培先生也实在是“高山仰止、景行景止”。钱玄同当面问他“先生的字写得这样整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元培先生不以为忤，还不慌不忙笑嘻嘻的作答。傅斯年在老校长面前“奇形怪状，比手画脚，有时候大叫一声”，也未见蔡元培先生批评抑止。为学生、青年写介绍信、帮谋出路等事例，更是数不胜数，甚至于有为火车上偶遇的青年教师写介绍信的轶事。直到晚年精力不逮，蔡元培先生才不得不特地发一启事，声明此后“不代人介绍职业”。

可以说，蔡元培先生生前就在不遗余力地“为后人驱迷雾”。他的生平和思想，相信也能借助这本《激荡百年的回响》，为我们驱散历史上的迷雾，也能为彷徨迷茫的年轻人驱散人生的迷雾。

蔡元培是著名的教育家，也是很有影响的民主革命家。他提出的种种主张，犹如黄钟大吕，百年来在中国人耳边奏鸣。本书通过他的自述和朋友、僚佐、弟子的追忆，从多个侧面展现他饱经沧桑、功高德劲的一生。蔡元培的自述和小传，记叙他的家世，在旧时代接受的教育，在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以及被迫离职的经过，在海外游学考察的感悟等。旁人的追忆，则通过具体而生动的事实，再现蔡元培新旧兼修、渊博通达的学术，兼容并包、以德化人的胸襟，言行如一、不作空言的作风，总结蔡元培为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留下的丰厚遗产，以及他各方面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