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很小的时候，我读到了这样一段话：
“有些事情是你应该去做的。如果没有及时去做到、做完、做好这些事，那你一定会为此付出成倍成倍的代价。”
这话显然是有道理的。如果应该做暑假作业时跑去踢球了，那么到开学时就要连熬好几个晚上来补功课，甚至熬了夜还补不完、只能眼泪汪汪去接受老师的批评。如果应该好好学英语的时候跑去泡网吧、踢足球了，那么当需要读英文文档、需要跟老外交流的时候，就要下更多的工夫去背单词、练语法，才能勉强用Chinglish应付过来。如果应该好好写代码、好好练技术的时候马马虎虎应付过去了，那么当晋升或面试的时候，就要花大把的精力用来刷题造简历、并且要做好被面试官DISS得找不着北的心理准备。如果应该好好工作努力赚钱、应该好好照顾妻子儿女的时候，抛下这一切跑去画画，那么，当挨饿受冻生病的时候、当被唾弃遭嘲讽受怀疑的时候、当“染上恶疮，浑身腐烂”、“死的时候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的时候，也不要有什么怨言。
的确，放着应该做的事情不做，必然要付出代价。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应不应该”作为自己选择和判断的依据。大多数时候它都能给我不错的建议。如果想要第二天精神好，那我当然应该早点睡、而不是继续熬夜。如果想要身体强健，那我当然应该去撸会儿铁、而不是去喝可乐吃蛋糕。如果想要提高系统代码质量和个人技术能力，那我当然应该先做重构再写新需求、而不是直接在老代码基础上加新功能。如果想要享受“伟大天才的未亡人”所带来的地位、名誉和金钱，那当然应该“充分暗示她同自己丈夫的关系非常融睦，从来没有任何嫌隙”，当然应该把恶毒与仇恨放到上帝的磨盘中慢慢磨细，而不是把当年的“我恨他，我现在永远也不会原谅他”、“我同他的关系算完了”继续挂在嘴边。
然而，随着面对的选择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单纯依据“应不应该”来做判断，也变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一个想睡懒觉的人，即使早起去跑步了，也不过挪一挪步子出点汗而已。一个对领导的决定有异议的人，即使执行了这个决定，也不过是糊弄过关、赶紧完事儿而已。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妻子，一个曾经咬牙切齿地发出“我真希望他死的时候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我真希望他染上恶疮，浑身腐烂”这种诅咒的人，即使“在提到她死去的丈夫时，语气非常温柔”，即使她“目光非常真挚、非常亲切，同二十多年以前完全一样”，甚至即使她“引证《圣经》”，也不过是“魔鬼要干坏事”而已。
于是，当“我应该”失去它应有的说服力的时候，我宁可选择不去做、宁可付出那份代价，也不愿意勉为其难或者敷衍了事、最后还只能得到一个不孚所望的结果。
为什么同是“应该做”，有的事情那么令人趋之若鹜，有的却令人避之不及呢？我想了很久，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对于“为什么我应该做这件事”，有些事情的答案是“我想成为一个什么人”；而有些事情的答案则是“我是一个什么人”。
为什么一个人应该保持良好的作息、应该坚持锻炼身体， 而不应该熬夜喝可乐呢？因为他想成为一个身体健康、充满活力的人。为什么一个人应该去做系统重构，而不应该盲目堆代码呢？因为他想磨炼自己的技术、想提高系统的质量。为什么一个人应该每星期有三四个晚上都要花两三个小时去学画画，而不应该去俱乐部打桥牌呢？因为他想要画画，就像一个人掉进了水里，“他游泳游得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得挣扎着出去，不然就得淹死”那样渴望画画。
但是，为什么一个人应该在春节时去串亲戚、拜年，而不应该在家蒙头睡大觉呢？因为他是家族中的一员，他要维护好亲情关系。为什么一个人应该跟人喝无聊的酒、吹不感兴趣的牛皮，而不应该拉着个脸、扭头离开呢？因为他是朋友中的一员，他要维护好友情人脉。为什么一个人应该老老实实工作赚钱、而不应该像碰运气一样跑去画画呢？因为“他的青年时代早已过去了，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证券经纪人，家里有一个老婆、两个孩子”。
所谓的“我是一个什么人”，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开始尝试着用“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人们的言行。一个人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未必是因为他真的想这么说、这么做，而是因为他是子女，是父母，是学生，是老师，是晚辈，是长辈，是下属，是领导，是同事，是朋友，是丈夫，是妻子，是卖画的，是画画的，是被施舍的人，是付出施舍的人，是被爱的人，是爱人的人……这些“社会关系”对人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比如，画画的人应该巴结、迎合卖画的人，这是物质上的影响；如果你是一个被施舍的人，那你应该感恩、回报付出施舍的人，这是精神层面的影响。
这种分析法并非无往不利。有一些人仿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样，总能把社会关系带来的所谓“千夫所指”、“舆论压力”甚至“伦理道德”弃如敝履，一味地我行我素而已。有些人可以用“讥刺的细剑”和“谩骂的大棒”对别人冷嘲热讽、大肆攻击，使对方“完全失掉防卫能力，像一只受了惊的小羊，没有目的地东跑西窜，张皇失措，晕头转向。最后，泪珠扑簌簌地从他眼睛里滚出来”，即使后者是唯一一个认可他才华的人、是唯一一个尽全力帮助他的人。有些人可以毫不留情地抛弃自己的丈夫，即使“他求她不要离开，告诉她自己是多么爱她，叫她想一想自己对她的一片真情。他谈到他们的幸福生活。他一点也不生他的气。他丝毫也不责怪她”，也起不了一点点作用。
我有点羡慕这样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但我做不到这样。这一类人大多是有恃无恐的。有的人用别人的爱做挡箭牌，一次一次肆意妄为而一次一次得到原谅；有的人用金钱和地位做压路机，用一年一万英镑的收入和爵士的头衔把他人的个性、选择和异议压在沥青底下。少数没有这样强力后盾的人，则可以选择另一条路，无论这条路是通向塔希提岛还是亚历山大港，只要最后能“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虽然仍然免不了“社会关系”的束缚，但也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能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些。
羡慕归羡慕，但我做不了这样的人。“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以来，我都没有找到任何让人容忍我的自私和任性的理由，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逃避现实的地方——现代社会，除了坟墓和疯人院，哪有什么地方可以逃的呢。
何况我也不太想做这样的人。在“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对自己有什么要求”方面，我还是没办法像他们那样自我。如果我创作出那样的杰作，那样“非常奇妙，也非常神秘”的，“具有压人的气势，它既是肉欲的，又充满无限热情，与此同时它又含有某种令人恐惧的成分，叫人看着心惊肉跳”的，仿佛“已经深入到大自然的隐秘中，探索到某种既美丽、又可怕的秘密”的，“某种原始的、令人震骇的”，“不属于人世尘寰的”，令人“模模糊糊地联想到黑魔法，既美得惊人，又污秽邪恶”的杰作，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它付之一炬的。
当一个人遇到既惹不起、也躲不起的对手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投靠它、融入它、成为它。我就是这样，既不能“社会关系”踩在脚下、也不能把它抛在脑后，就只能努力融入其中，努力地把不情不愿的“我应该”变成自觉自愿的“我想做”，努力地在尘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努力地说服自己“暂时做稳了奴隶”了。所以，我最多也就是在捡硬币的时候抬头看看月亮，绝没有抛下一切奔月而去的勇气。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亚历山大港的卫生部门做个检疫员，和在伦敦六七家大医院都兼任要职，哪个更成功呢？以“伟大天才的未亡人”的名义过上光荣体面的日子、以“圣经”的名义扮演道貌岸然和满腹虔诚的角色，和在“群星熠熠”的碧空下、在“烟波渺茫，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在“喑哑的手风琴声中”，在水手聚集的上层甲板上疯狂地跳舞，你愿意作何选择呢？ 只要能让自己接受自己的选择，对自己来说，就是成功的、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