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休息一下是合法的》：契诃夫、苏沃林与“真正的人”

无论是作品中还是作品外，有一个原则贯穿始终——对奴性的反抗以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理想。

——本书《出版前言》〈成为“真正的人”〉

封面-《我认为休息一下是合法的》

一 “半壁江山”苏沃林

还没读到前言，只是翻到目录——准确地说是目录第2、3页——我就震惊了：

怎么有这么多给阿·谢·苏沃林的信！

目录第2、3页：苏沃林占据了半壁江山

据粗略统计，全书总计收录有39封“致阿·谢·苏沃林”，且都写于1888-1895年间。

屈居次席的是契诃夫的妻子奥·列·克尼碧尔：14封信件，写于1899-1903年间。第三名是他的文学知己高尔基，在1898-1902年间契诃夫给高尔基写了12封信。

而且，契诃夫在给其他人写信时，至少还有10次谈起过苏沃林，仅次于他提及列夫·托尔斯泰（15次）。

信件多，时间早，反复提及，难道这位阿·谢·苏沃林……是契诃夫的初恋情人？

与妻子的照片和给知己的信，恰好出现在同一页，颇有意味。

可惜，不是。

阿·谢·苏沃林——从《十二 致阿·谢·苏沃林 1888年5月30日》可知，他的全名是阿历克塞·谢尔盖耶维奇·苏沃林——是彼得堡《新时报》的老板兼主编，也是契诃夫的第一位知音。

如果只看契诃夫于1886年3月28日写给德·瓦·格利果罗维奇的信（《四 致德·瓦·格利果罗维奇 1886年3月28日》），我们很容易认为格利果罗维奇是最早肯定契诃夫创作才华的人。

但是请注意，就在这封信里，契诃夫写道：

头一回推动我进行自我批评的是苏沃林写来的一封很殷勤的而且依我看来也很诚恳的信。

——《四 致德·瓦·格利果罗维奇 1886年3月28日》

实际上，契诃夫与苏沃林在1885年底就见过面，两人之间已知最早的一通信件写于1886年2月21日，都比写给格利果罗维奇的那封信更早。

1885年底那次会面上，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苏沃林当场向契诃夫开出一份稿酬为每行字12戈比的邀约。要知道，此前契诃夫的稿酬大约是每行字5到6戈比，从没超过8戈比。第一次拿到每行字7戈比时，他甚至觉得“达到了荣誉的顶峰”（《安·巴·契诃夫》，弗拉斯·多罗舍维奇），还为此请整个编辑部喝了酒。如果没有对契诃夫文学才华的高度认可，苏沃林不可能给他提供如此优渥的条件。

第一位知音，苏沃林当之无愧。

为《新时报》撰稿，听上去有点像契诃夫为苏沃林打工。其实，两人的关系远超老板与员工，而是一段亲密、深刻而复杂的友谊。

其中，1888年至1893年可以称作二人的“蜜月期”。本书收录的39封《致阿·谢·苏沃林》中，绝大部分都写于这一时期——尽管它们仍不能完整覆盖二人的“蜜月期”。在《十一 致玛·符·基谢廖娃 1888年3月25日》中契诃夫就提到：“我住在苏沃林家里，跟他的一家人处熟了，今年春天要到克里米亚去找他。”可见在此之前，二人就已亲密无间到“升堂拜母”的程度。而这封信之后，才是本书收录的第一封《致阿·谢·苏沃林》。

在这些信件中，契诃夫会细细碎碎地和苏沃林聊坐船、钓鱼、参加晚会等家常；会放心地让苏沃林“不要对这类文章客气，自管删削、加长、大改、丢掉，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十七 致阿·谢·苏沃林 1888年10月27日》），甚至还会有点肉麻地写道“请允许我出于对您的敬意而跳进一个深渊，摔得头破血流。”（《三七 致阿·谢·苏沃林 1890年3月9日》）

更多、也更重要的是，契诃夫会在信中与苏沃林坦诚地交流观点，甚至会有思想的交锋与碰撞：

您要求艺术家对自己的工作要有自觉的态度，这是对的，不过您混淆了两个概念：解决问题和正确地提出问题。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才是艺术家必须担承的。

——《十七 致阿·谢·苏沃林 1888年10月27日》

如果您要寻找不诚恳，那么萨左诺娃（引注：另一位《新时报》撰稿人）的信里倒有一百万普特。“最大的奇迹就是人本身，我们永远也不会厌倦于研究人”……或者“生活的目标就是生活本身”……或者“我相信生活，相信它的光明的时刻，为了它不但可以而且应当活下去；我相信人，相信他的灵魂的好的一面”，等等。难道这些话都诚恳，都有什么意义吗？

——《六二 致阿·谢·苏沃林 1892年12月3日》

为什么您对雷塞布这班人这样严厉？……您的报纸上出现一段真正残忍的电讯。……我的天啊，何必这样呢！谁需要这样呢？

——《六四 致阿·谢·苏沃林 1893年2月5日》

既有温情脉脉的日常问候，又有理性冷静的灵魂交流，这样的友谊真是令人羡慕。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两人之间始终不脱老板与员工的关系，但自尊平等是贯穿始终、坚定不移的主旋律。要知道，契诃夫“心中始终根植着与一切虚伪、暴力和奴性对抗的种子，守护作为‘人’的尊严从来都是他生活和创作的准则”（本书《出版前言》）。在写给《俄罗斯思想》杂志的主编兼出版者伏·米·拉甫罗夫的信中，他就措辞严厉地提出：

您的责难乃是诽谤……在您这种责难之后我们之间非但不能有业务上的关系，就连普通的点头之交的关系也不能再维持，这是不言而喻的。

——《四一 致伏·米·拉甫罗夫 1890年4月10日》

而对苏沃林，矛盾总是能由对立转为统一：

请您不必回答普罗托波波夫；第一，不值得回答；第二，拉甫罗夫和戈尔采夫不能对普〔罗托波波夫〕的文章负责，正如您不能对布烈宁的文章负责一样；第三，您一开始就采取了不正确的观点……您的朋友和敌人的数量仍旧会跟先前一样。而您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十分理解的……不过，随它去吧！

——《六七 致阿·谢·苏沃林 1893年2月24日》

从本书收录的这批信件中，我们不仅可以磕到契诃夫与苏沃林之间“甜过初恋”的炽热友谊，也能清晰地勾勒出契诃夫的文学观，即如本书《出版前言》所述：

契诃夫所追求的“真实”首先表现为对一切虚伪的反拨。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小说家的任务只在于描写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样说到或者想到上帝或者悲观主义。艺术家不应当做自己的人物和他们所说的话的审判官，而只应当做不偏不倚的见证人”。

——本书《出版前言》（其中“小说家的任务……”引自本书《十二 致阿·谢·苏沃林 1888年5月30日》）

二 闭口不提苏沃林

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本书收录的最后一封《致阿·谢·苏沃林》，是1895年10月26日的《七五 致阿·谢·苏沃林 1895年10月26日》。

“苏沃林”这三个字，要等到1901年2月23日契诃夫给他弟弟的信中才再次出现。中间隔着将近6年，37封写给别人的信（按本书收录计）。

在这封信中，契诃夫写道：

苏沃林虚伪，非常虚伪，特别是在所谓的开诚相见的时候，也就是他可能讲得诚恳，然而谁也不能担保过半个钟头他做出来的事不是截然相反。

——《一一三 致米·巴·契诃夫 1901年2月23日》

怎么回事？

转折点出现在1898年。几年前，一名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蒙冤入狱。真相大白后，法国军方高层不仅拒绝重审，甚至伪造证据以掩盖错误。1898年1月13日，作家左拉发表著名的公开信《我控诉》，直斥军方高层制造冤案，将事件推向舆论顶峰。

这场被称为“德雷福斯事件”的风暴很快刮到俄罗斯。苏沃林及其《新时报》选择维护军方权威和国家荣誉，在报纸上极尽所能诋毁左拉和德雷福斯。契诃夫则旗帜鲜明地支持左拉的法理与道义逻辑，认为左拉是真诚的，“也就是说，他的判断仅仅基于他所看到的东西，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基于幻影”（致阿·谢·苏沃林，1898年2月6日，另一版本契诃夫书信集）。

德雷福斯事件引爆的不是可以求同存异的文学理念的分歧，而是关于什么叫一个“真正的人”的三观上的根本性冲突。最终，如本书《契诃夫生活与创作大事年表》所说，二人因德雷福斯事件而决裂。

围绕这一事件，契诃夫在好几通书信中分别阐述过自己对各方的态度。1898年2月2日他给亚·亚·霍恰英采娃写信说：

我认为，所有那些现在在巡回法院里审判他的人，所有那些将军和高贵的证人，他们都抵不上左拉的一个手指上的指甲。我在读速记报告，我不认为左拉做得不对。我也不明白，这个案子还需要什么Preuves（证据）。

——致亚·亚·霍恰英采娃，1898年2月2日，另一版本契诃夫书信集

4天后，也就是1898年2月6日，契诃夫给苏沃林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对左拉的最热烈的拥护，以及对法国军方及其拥趸的最激烈批评——其中就包括苏沃林和他的《新时报》：

……您来信说您对左拉感到恼火，而此地人人都觉得，仿佛一个崭新的、更好的左拉诞生了。在这场审判中，他像被松节油洗去了油污一般，如今在法国人面前闪耀着他真正的光辉。

——致阿·谢·苏沃林，1898年2月6日，另一版本契诃夫书信集

作家的责任不是去指责、不是去起诉，而是去为人辩护，甚至为那些已被判罪、正在承受惩罚的罪人辩护。

——同上

法国人病得很重。他们抓住每一个安慰的字眼，抓住每一个来自外部的真诚责备。这就是为什么伯恩施坦的信和我们扎克列夫斯基的文章（在《新闻报》上读到的）在此地大获成功，也是为什么他们对辱骂左拉如此反感，那些他们鄙视的下流报纸每天朝他泼洒的辱骂。

——同上

可惜，决裂事件只出现在书末的《契诃夫生活与创作大事年表》中，本书没有收录一封直指此事的书信（如上述两封）。翻遍全书，只在1898年2月23日写给弟弟的信中，从侧面略微提到这一事件的影响：

在左拉的案子里《新时报》的态度简直卑鄙。在这方面我同老头子互相通过信（不过口气非常温和），于是双方都沉默了。我不愿意给他写信，也不愿意收到他的来信……

——《八一 致亚·巴·契诃夫 1898年2月23日》

再提起苏沃林，就是1901年的“虚伪，非常虚伪”。不了解相关事件，多半会觉得跳脱而奇怪吧。

目录第4页，可见1898年2月23日信件，但没有2月2日、2月6日的信件。

此后，出于友谊的惯性，契诃夫与苏沃林仍会互致书信，但基本只剩普通的问候，再也没有深刻的灵魂交流。契诃夫去世后，他收藏的苏沃林来信都被苏沃林取回，双方的友谊因此化为单向的叙事，这段复杂的关系也只能以沉默的句号告终。

三 苏沃林的裂隙与选集的取舍

总之，关于契诃夫与苏沃林的友谊史，本书收录的信件基本描摹出了4个阶段的完整形态：知音知遇，亲密热烈，关系破裂，归于平淡，但并没有完整呈现其来龙去脉——本书选取的《致阿·谢·苏沃林》止于1895年，比德雷福斯事件还早3年。在大量的《致阿·谢·苏沃林》中，本书重点选取阐述契诃夫文学观的相关信件。而这批信件集中于1888-1895年间，便造就了目录页中“半壁江山苏沃林”的奇观。

这恰好是本书“在契诃夫的书信中，我们既了解到其文学作品背后的思想渊源……”（本书《出版前言》）的选编倾向之一。这样的倾向也体现在与高尔基和托尔斯泰有关的信件中。

本书收录了12封《致阿·马·彼希科夫（马·高尔基）》，它们集中地体现了在文学上“两位文豪之间的惺惺相惜”（本书《出版前言》），几乎毫不触及二人温和改良与激进变革的政治分歧。

而在15次谈及托尔斯泰时（我手头其它版本契诃夫书信集中也查不到契诃夫与托尔斯泰之间的直接通信，只有与别人通信时谈及托尔斯泰的间接表述），我们能够体会到契诃夫对托尔斯泰的崇拜和敬爱，也能看到他与托尔斯泰主义的渐行渐远，但同样看不到二者的直接分歧：俄国科学院撤销高尔基名誉院士称号时，契诃夫请求托尔斯泰共同提出抗议，遭到后者的拒绝。

契诃夫与高尔基、托尔斯泰

想来必定会有人说：这是选集，不是全集；选集必然有取舍，这无可厚非。

“选集必然有取舍”，这话没错；要说“无可厚非”，这可未必。如果取舍的结果能够有力地回应选录的标准，那么不止无可厚非，简直可谓大获成功。但是，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计划盖一栋大楼却只交付一座亭子，那真应该“厚非”一番。

就这本《我认为休息一下是合法的》而言，从呈现契诃夫的文学观、展现萨哈林之行对他的影响等方面来看，它所选录的书信确实完成了这一任务。然而，如果要像本书《出版前言》立下的标准那样说明“守护作为‘人’的尊严从来都是他生活和创作的准则”、展现他如何“以普通人的‘英雄主义’去对抗庸俗、追求理想”、指给我们看契诃夫“血管里流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了”，本书却舍弃了一些关键物证——这无异于边盖屋边拆墙，拆的还是承重墙。

此外，取舍不仅会影响成书的质量，还会改变选集适用的读者群。如果以了解契诃夫的为人、了解他如何看待“创作”这件事、了解他的朋友圈，本书取舍之后的内容和体量都非常合适。如果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契诃夫与文学伙伴的友谊史、和妻子的罗曼史，想要将书信和年表中的事件互证，想要从书信中爬梳他对具体作品的自我阐述，本书的取舍标准和最终成品并不适合这类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