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之殇》：拆解重组的瘟疫叙事，批判审视的历史文本

基本信息

• 作者: 胡荣
•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出品方: 大学问
• 出版年: 2026-6
• ISBN: 9787559897466
• 页数: 368
• 装帧: 精装
• 定价: 88

疫起：一块布料与一座村庄的劫难

一块藏着跳蚤的布料，裹走260多具尸体。

1665年，伦敦发生鼠疫疫情。同年8月，鼠疫随着一块跳蚤藏身的布料从伦敦传入边远的伊姆村。随后的冬春季节中只出现少量病例，人们一度以为已经逃过此劫。然而，从1666年6月开始，伊姆村的感染数突然井喷：6月有20人因鼠疫去世，7月57人，8月78人……有13户人家失去了5位以上的亲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数日之内接踵而逝；这13户人家最终只幸存16人，甚至有3户人家无一生还。

这是人间悲剧的一页，也是众生百相的舞台。最终，在教区长威廉·蒙佩森的组织下，村民们从1666年6月开始进行自我隔离：村民不出村，外人不进村，通过村子南北两端的两个交易点进行“无接触”物资交换；大多数感染者在家隔离，无处可去、无人照管的可以住进专门的鼠疫隔离屋；禁止一切人群聚集行为——连葬礼和教堂礼拜都做出了变通……不少举措我们在2020年前后仍在沿用。但别忘了，伊姆村所处时代是1666年。

也许自我隔离开始得太晚，因为7月和8月中，鼠疫仍在肆虐。但它终究带来了希望：9月、10月间，死亡人数持续下降，到11月后，“折磨伊姆村近一年半的噩梦才最终宣告结束”。最终，这个原本有将近1000人的村落中，大约260人死于鼠疫，有76个家庭遭受祸殃。

伊姆村的这段历史，无论是称之为人性的光辉、悲壮的牺牲，还是嗤之为“徒劳无益的悲剧”，显然都太过片面和武断。

诚如作者所言，“当我们将伊姆村的故事置于效率与道德、科学与信仰、个人与集体的多重维度下考察时就会发现，简单的‘对错’二分法难以涵盖其全部意义。”

而“将伊姆村的故事置于效率与道德、科学与信仰、个人与集体的多重维度下考察”，这正是作者在这本书中所做的事情。

史料：灰烬中的打捞与补白

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然而，伊姆村鼠疫隔离结束时，牧师带领村民将衣物进行了焚烧，留下的原始档案甚少。

“原始档案”到底有多少？从本书提供的附录来看，只有这样几份材料：《威廉·蒙佩森写的三封信》、《圣保罗教堂布告（1666年6月1日至9月15日版）摘录》、《伊姆村1662年至1663年地产交易档案（部分）》、《1664-1667年伊姆村人口信息表》。其中最有价值的人口信息表自身还有登记错误、标注错误等问题。

原始档案过少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同一个案例在书中不同位置出现，通过不同的视角重新解读，用以支撑不同的观点。伊丽莎白·西德尔家破人亡、在疫情笼罩下改嫁约翰·丹尼尔；伊丽莎白·汉考克7天之内埋葬7位亲人、最后忍无可忍逃离伊姆村……从有限材料中能够解读到的信息本来就不多，何况数字也许能记录人们的离合，却无法反映他们的悲欢。

为了弥补原始档案不足带来的问题，作者从多个方面入手补充相关材料。直接记录和讨论伊姆村事件的资料当然必不可少。例如，William·Wood的《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Eyam》就提供了“果园坡女人被追打”和“宠物攻击”两个非常有血有肉的疫情故事，极大地拉近了读者与疫区人民的情感距离。此外，与伊姆村没有直接关联、但可以构成社会时代背景信息的资料，也被作者广泛运用到本书中：从《社会变迁中的贵族——16-18世纪英国贵族研究》到《Advice for the Poor by Way of Cure & Caution》，都被作者融会贯通，成为本书的血肉。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曾“专门抽时间前往偏远的峰区，实地探访了伊姆村”。尽管伊姆村的故事已经历反复的搜集、整理和讲述，作者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触——存在于“村民口头传说”中的“他们那不被祝福的爱欲以放逐的代价，为他们换取了继续活着的权利”；还有放置在村口的“longhope”字样铁艺装饰，“在伊姆村历史语境下，如何理解这斜放的‘longhope’的含义呢？友人认为，‘但愿人长久’较为恰当，笔者深表赞同”。

从故纸堆到峰峦间，从档案记录到村口装饰，作者补白的不只是用于叙事的史料，更是灌注笔尖的情感温度。

阐述：叙事、文风与论证的得失

冷静与温情

此书缘于2020年我在英国访学期间，偶然从报纸上读到的伊姆村故事……

读完伊姆村的故事，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无动于衷。不难想象，从偶然读到、出于好奇，坚持到兴趣趋浓并最终付诸文字，作者对伊姆村的感情一定非比寻常：

那矿道的高低深浅，那蜿蜒曲折的牧场转移路线，乃至家中奶酪的霉斑，都是最微末的生活细节，却成为他们触摸生命最后余温、确认自身存在价值的途径。

其实，这类饱含深情的文学化描述只是本书的少数派。书中绝大多数词句都是如此冷静、克制，读来仿佛在背法条、列公式。从阅读体验来判断，两种风格的文字比例大约是2:8。

饱含深情的文学化描述富于情绪感染力，冷静克制的理性解读则引人深思和探讨。将两种文字巧妙地调和、组织起来，两成深情，八成冷峻——这是史家的克制，也是文心的分寸。

顺序与论断

除了情感与理性的组织之外，本书对伊姆村的故事也做了拆解和重组。拆解让阅读变得不那么轻松，重组则使思考更有针对性。

首先，伊姆村的故事有明确的时间线，但本书并没有哪个章节把这条时间线交代清楚。作者将完整的故事拆分成若干个事件，在各章节中分别进行讲述、展开分析。这种处理也许便于作者从多重维度下考察故事的不同段落，却无助于为读者建立一套故事的完整图景。这套图景也许不够深刻，也许比较粗糙，但它是读者与作者之间应有的基本共识，是作者展开陈述论证、读者展开思考论辩的前提。

在某些具体问题上， 时间线上的一寸之差，就足以构成权力叙事与能动叙事的分水岭。伊姆村村民决定开展自我隔离，和德文郡伯爵决定为伊姆村提供物资支援，这两个行为孰先孰后，直接关系到作者一系列论断能否成立。

只有当提供物资支援的决定在先、开展自我隔离的决定在后时，“这种有组织的供应行为，在形式上是一种人道救助，在实质上则是一种权力运作——它以基本生存保障为条件，换取了村民对隔离政策的遵从”、“村民表现出的‘自愿’隔离，实际上是在特定权力结构和历史情境制约下呈现的表象，其背后折射出的是普通个体在宏观权利结构中的有限能动性”等论断，才具备历史前提。

反之，如果村民做出自我隔离决定时，物资支援尚未成为既定事实，那么"人道援助"与"权力运作"便无从谈起；此时，普通个体（也许应该叫村民共同体）"在宏观权利结构中的有限能动性"才真正成为主角——这意味着，"伊姆村自己选择隔离"并非被动服从，而是有限能动性的主动表达。

拆解与重组

其次，将完整的故事拆分成若干个事件，在各章节中分别进行讲述、展开分析，与作者“将伊姆村的故事置于效率与道德、科学与信仰、个人与集体的多重维度下考察”的思考方式高度一致，使全书呈现出一种“八面受敌”的统一观感。这种方式也的确有助于读者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件反复探寻和追问。并且，读者无需像作者那样面面俱到，只要能够对书中某一章节呈现的观点有所触动，便足以和作者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思考的针对性，正是对故事进行拆解后才能得到的。

此外，被化整为零的故事、从不同视角展开的不同章节，看起来缺乏联系，其实有一个贯穿全书的共同内核。无论视角怎样切换，作者一直在关注社会共识与个体之间的互动：作为时代与社会的背景，当时的伊姆村已有哪些共同体、其中存在怎样的共识？当灾难降临，新的共识是怎样形成的？它给村民个体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村民们又做出了哪些反应？灾难过去之后，这份共识还在延续吗？它衍生出了怎样的新形态、与后来者产生了怎样的互动？作者借助这一内核，对拆散的故事完成重组。读者若能抓住这一内核，才能更深入理解作者的观点、展开与作者的探讨、神交。

笃定与批判

不过，化整为零地展开分析，很容易得到一些局部最优、但全局矛盾的解。例如，在本书101页中提到：

这一行为（注：在伊姆村开始自我隔离后为他们提供食物补给）当然可以部分归因于人类基本的邻里同情，也可能存在经济上的考量。然而，其背后更深层、更持久的驱动力，无疑根植于前文所述的那个矿工共同体所特有的“兄弟情义”与文化密码。对于矿工而言，风险从来不是陌生的话题。

相关章节的探讨主题是“矿工情义”。从这一主题出发，“其背后更深层、更持久的驱动力，无疑根植于前文所述的那个矿工共同体所特有的‘兄弟情义’与文化密码”这一结论确实非常地顺理成章。然而，这种"主题先行"的论证方式，恰恰可能遮蔽其他同样深层、甚至更为持久的驱动力。

作者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些驱动力，只是将它们分散在不同章节。第104页提到，伊姆村与斯托尼·米德尔顿镇存在外部亲属网络，壁炉税申报单显示部分伊姆村村民也在邻村缴税；第128页又指出，时任德比郡郡长的阿什顿在邻村拥有超过44英亩土地。将这两条信息并置，便浮现出一个以地缘和亲缘为纽带、以土地占有为权力基础的社会网络——米德尔顿村对伊姆村的物资供给，很难脱离这一网络而单纯归因于“矿工情义”。

更何况，第111页论述的“父爱主义的恩义锁定”表明，村民在承领主之恩泽后，便自然产生回报与配合的义务。如果这一机制成立，那么邻村对伊姆村的援助，同样可能嵌入领主-附庸的恩义逻辑，而非矿工共同体的“兄弟情义”。

再看具体个案：果园坡妇女被追打，暗示邻村对伊姆村的排斥与恐惧；埃莫特·西德尔与邻村恋人罗兰·托雷的故事，则表明两村之间既有隔离也有跨越。这些有血有肉的细节，恰恰说明两村关系是恐惧与同情、排斥与联结的复杂混合体——远非“矿工情义”一词所能概括。

因此，当作者用"无疑"二字将物资供给的驱动力锁定于“矿工情义”时，这一针对个别章节得到的归因是否确凿？其他章节提出的各类因素——亲属网络、权力结构、恩义锁定、甚至恐惧驱动的自保——真的无法构成更深层、更持久的驱动力吗？

纵观全文，作者对自己的观点似乎相当自信，这种笃定的推测还出现过几次。不过，作者却能批判性地审视获取的材料，做出不同角度的分析。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关于蒙佩森信件后的那段附言的分析，作者从两个假设出发，对这份材料得出了截然相反的推断：

倘若这一求情确系蒙佩森真实口授，那么它深刻揭示了恩庇关系中受庇护者如何巧妙扩展其诉求边界。……这个文字片段假若是沃克牧师“夹带私货”的表达，则反映了恩庇体系的脆弱性。

可以说，作者解读这份材料时展示的姿态，也为我们解读本书——甚至可以说为“批判性阅读”提供了范本。

未竟：历史事件的现代书写

解读历史事件，阅读他人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不仅需要批判性思维，也离不开从中发掘现代价值的自觉。归根结底，解读历史的目标是定位现在、开拓未来。

遗憾的是，本书在这个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作者在序言中说，伊姆村的故事，“为后来的诸多制度设计提供了原始范本与深刻教训”，“为我们观察共同体在极端压力下的内生协调机制与规则创制能力，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场景”。本书在伊姆村故事范畴内完成了这些任务。但由于缺少与现代、现实社会的联系，整体显得学究气过重而缺乏鲜活感。

好在，一部作品的发表不是其完结的标识，而是其新生的开始。作者没有写完的，可以由读者继续执笔。

相信每一个经历过新冠疫情的人不会忘记那段岁月，对各项管控政策、涌现出的人间真情，以及大大小小的乱象，都有自己的认识。翻开这本书，也一定能从伊姆村事件的台前幕后找到自己的影子。即使在更大的领域内，如社会共识的构建与解构等问题上，作者在本书中提供的视角和观点，都可以成为读者们观察、讨论乃至行动的起点。

若读者们以这样的方式参与社会事件——从观察到讨论，从讨论到行动，再从行动到书写——那么，他们不仅在阅读历史，也在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村口那斜放的"longhope"，但愿人长久，又何尝不是对每一个参与者的祝福？

作者以伊姆村的故事为起点，读者以自身的时代为续篇；当书写完成，谁分得清哪里是作者的结尾，哪里是读者的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