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笔记]从“束水攻沙”到“调水调沙”——一条大河的四百年回响

《明史》卷八十三、八十四均为河渠志，分上下两篇，记录了一个王朝与一条大河二百七十多年的缠斗。

数字与史笔——明代黄河水患概览

笔者将相关内容整理成简表，附于文末。表中统计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

从洪武元年到崇祯十七年的277年里，黄河共发生水患95次，平均约2.9年一次。其中，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改道，分别发生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和弘治七、八年间（1494-1495年），此外还有若干次较小的河道摆动。

关于黄河水患，民间素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另有数据显示，在古代，黄河平均约1.6年发生一次决口以上水患、约98年发生一次较大改道。

从这个数据上看，明代情况略好一些。

不过，表内数据肯定只少不多，实情只会更加触目惊心。

《明史》记录的问题

首先，《明史》记载本就有所阙漏。按它的记载，成化七年前后“黄河不为患，（工部侍郎王）恕耑力漕河而已”。以这条记录为原点“上下求索”：上一次水患发生在天顺五年，下一次则是成化十四年——两头一掐算，“黄河不为患”整整十七年！读到这里，我着实高兴了一番。

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由其他资料交叉分析可知，黄河压根没给王恕面子：成化二年开封决口、三年原武决口、五年和七年张秋两次决口，都引发了不小的水患。《明史》一句“不为患”，抹去了半条河的眼泪。

比记载不全更糟糕的，是《明史》的春秋笔法。

以明末水淹开封事件为例，《明史》记载如下：

（崇祯）十五年，流贼围开封久，守臣谋引黄河灌之。贼侦知，预为备。乘水涨，令其党决河灌城，民尽溺死。

按这段文字，明军守臣只不过是“谋划”着扒开黄河大堤，真正付诸行动的只有农民军。然而交叉比对其他史料便可发现事情远非如此：明军先决开朱家寨大堤企图水攻，李自成军随后决开马家口予以反击，两股黄流至开封城外汇合，从北门灌入，全城覆没。《明史》只写“守臣谋灌之”，一个“谋”字，就把明军的罪推给了农民军的刀。

类似的笔法，在万历朝治黄争论中也能见到。历朝历代，对治河时疏还是堵、堤筑何处、支河开否，本来各执一词，实属正常。但《明史》写到万历中后期，总在争论之外多加一笔："纷纷之议""议皆未定""议者纷起""迄无成画，迁延糜费""疏上留中"——再配上一句"总河工部尚书杨一魁被论，乞罢"，仿佛汹涌而起的不是治河之争，而是党争倾轧；治黄的无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明实亡于万历"的注脚。在文末附上的明代河患数据简表中，万历一朝的水患频率远高于其他时期。这究竟是实录，还是春秋笔法选择性记录的结果？实在令人生疑。

记载缺失，意味着实际黄河水患次数一定多于表内的95次——95次是《明史》的底线，不是黄河的底线。

春秋笔法，则让按年号计算平均水患次数这件事彻底失去了意义——春秋笔法之下，平均次数只是数学游戏。

不过时间精力有限，恕我暂不补充其他资料，以下仍以《明史》为准。

天灾与人祸——一升黄河水，千年离人泪

95次水患，这个冷冰冰的数字，看得我心里五味杂陈。

黄河水患之频繁、酷烈，黄泛区百姓“溺死无算”、“民之为鱼”之悲惨——这些事，我早有耳闻；这些字，冰冷无情；这些史笔，寥寥数语。可每一次读到，仍然肝肠寸断，泪如雨下。

印象最深刻的，是万历二十年前后那句记载：“水势横溃，徐、泗、淮、扬间无岁不受患。”时任工科给事中张贞观奉命勘察灾情，回京后向朝廷汇报：

“见泗城如水上浮盂，盂中之水复满。”

偌大一座泗城，在黄河洪水面前，不过一个小小的钵盂。这小小的钵盂，外面是浩浩荡荡的黄河水，里面也是满满当当的黄河水。外面的黄河浸着城墙，里面的河水泡着人命。

不止有明一代。从战国到明末的两千多年间——尤其是自北宋以后——黄河这条“母亲河”几乎是“无差别扫射”着中下游平原上的万千儿女。北抵天津，南达江淮，黄河的足迹就是百姓的泪痕，唯有山东百姓在泰山的庇佑下稍稍安稳一些（也许这就是我们如此尊崇泰山的缘故罢）。

我在网上找到一张战国至明清的黄河河道变迁图。图上黄河故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每一次改道，都是一场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那些未曾引发改道的决口与漫溢，更是不知凡几。“民之为鱼，未有已时也”——两千多年过去，这句话还是能让人立刻红了眼眶。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比天灾更惨的是人祸。

崇祯十五年四月，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河南巡抚高名衡为击退农民军，不惜下令在朱家寨扒开黄河大堤。李自成得知后，随即在上游马家口扒堤反击。时值天降暴雨，黄河水涨，两股黄流“至汴堤之外，合为一流，决一大口，直冲汴城以去”，开封城顿时变成一片汪洋。

洪水来时，“怒涛千顷”；洪水过后，“民尽溺死”。有资料说，开封城内原有三十七万军民，最后只存两万，农民军也被淹死一万多人。也有资料说，当时开封城内有上百万逃难民众，几乎全部遇难。三十七万也好，上百万也罢，随便哪个数字，都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不止如此，黄河水带来的巨量泥沙，更将整座开封埋入地下两三米深。据说，当时城内周王府门口有两尊八尺高的石狮子，水退之后，只有两只耳朵露在地面上。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在地下约五米处找到了这座周王府的遗址——这就是开封“城摞城”奇观中明代淤积层的由来。

历史上为了打仗而主动扒开黄河大堤的行为，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元明，乃至近代抗日战争时期都曾发生过。有资料说至少有8次，有资料说多达30余次。黄河大堤被扒开了一次又一次，没一次拦住过敌人，每一次都埋住了百姓。这些"以水代兵"的行为，军事效果往往十分有限，却几乎每一次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生态灾难，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悲怆的记忆。

大禹和大愚——治水名臣与废材

滔滔洪水令人望而生畏，但中国从来不缺大禹。洪流一次次冲垮堤坝，就有一个个身影走到黄河边，把堤坝一寸寸重新筑起。

治黄越是艰难，投身其中的“大禹”们的智慧与精神就越发令人敬佩。综观明代，徐有贞、刘大夏、潘季驯三位主持治河的大臣，他们的治河理念恰好勾勒出了明代治黄思想从分流疏泄到保漕塞决、再到束水攻沙的演进脉络。这三人所取得的治河成就，也各自代表了明代前、中、后三个时期治黄实践的最高水平。

尽管因为在“夺门之变”中害死于谦而落下千古骂名，徐有贞在治黄事业上仍可谓功勋卓著。景泰年间，张秋、沙湾黄河决口，不仅危害民生，而且阻断漕运，历任治河大臣均无功而返。徐有贞受命后，以“顺水疏导”理念代替传统筑堤塞决之法，亲自勘测地形水势，提出“治河三策”，并以“水箱实验”论证了开河分流的可行性。随后，他主持开凿广济渠以分流黄河水势，又建通源闸等水门设施，以实现“小则拘之以济运，大则疏之使趋海”的目标。工程完成后，黄河水有了顺畅的入海通道，山东、河南一带的水患大为减轻，漕运也得以恢复。徐有贞这次治河是明代前期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一次，充分体现了"因势利导、以水治水"的治河思想。

刘大夏是明代中期治河的标志性人物。弘治年间，黄河在张秋（今山东阳谷）再度决口，河水北冲运河，漕运中断；同时河南金龙口、黄陵冈等处也多处溃决，形成南北分流、河道乱流的危急局面。刘大夏针对黄河“南流已久、北流势猛”的特点，一反传统“直接筑堤堵口”的思路，提出“水势猛悍，下流未可辄治，当先治其上流”、“北堵南疏”的总体方略：一方面在上游疏浚南岸贾鲁河、涡河、颍河等支流，引导黄河水南流入淮；一方面在下游筑塞张秋等七处决口，加固北岸大堤，修筑起从河南延津至山东曹县、绵延数百里的太行大堤，阻遏河水北冲运河之势。工程历时两年完成，此后数十年张秋未再决口，漕运恢复畅通，黄河主流稳定南流入淮，山东水患大为缓解。刘大夏这次治河兼顾堵与疏、运与河，是明代中期最成功的治河实践之一，也为后来潘季驯系统推行“束水攻沙”奠定了河道基础。

潘季驯堪称明代治河集大成者。他的治水思路与徐有贞不同：潘季驯不赞成“分水分流”的做法，而是针对黄河“泥沙俱下”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束水攻沙”理论。这套理论认为“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主张用缕堤紧束河道以增强流速，让水流自己冲刷泥沙，实现“以河治河”。同时潘季驯以遥堤、格堤构建多层堤防体系，并在洪泽湖筑高家堰“蓄清刷黄”，借含沙量低的淮水冲涤黄河淤积。这套体系一举扭转了黄河下游河道长期分流乱流的局面，使堤防体系得到全面加固，河道趋于稳定，漕运畅通，民生恢复。潘季驯提出的“束水攻沙”理念、“四堤二守”方略，以及他的著作《河防一览》，直到现在都具有重大价值。

还有白昂、刘天和、朱衡、万恭、李化龙、杨一魁、刘东星、翁大立……每一个名字都是黄河大堤上的一座纪念碑。黄河两岸的河神庙中，除了河伯水神外，香火最盛的，就是这些曾经在风浪中奔走、在堤坝上战斗过的凡人。这些人在史书里是“河臣”，在老百姓那里是“河神”。一字之差，见出人心。

（河南省武陟县）最大的河神庙嘉应观内，就供奉了这样十位河神，东大殿供奉着西汉的贾让、东汉的王景、元代的贾鲁、明代的白英和潘季驯，西大殿供奉着明代工部尚书宋礼、明代兵部尚书刘天和、清代河道总督齐苏勒、嵇曾筠和林则徐，他们都是彪炳史册的治水名臣，千百年来备受百姓爱戴。——行走中原丨“河神庙”里的黄河记忆

有令人敬佩的功臣，自然也有教人鄙夷的废材。

正德年间的管河副都御史刘恺“于治河束手无策，特归功于神。曹、单间被害日甚”，这不是误国误民的无能之辈吗？

万历年间的督漕侍郎吴桂芳提出“安东众流汇聚，其势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一城百姓，就这么轻飘飘地扔进洪水里吗？

河南巡抚曾如春汇报商丘灾情时，轻描淡写地说“此河徙，非决也。”一句文字游戏，掩盖的不只是水灾，更是千万受灾百姓啊！

简直全无心肝，合该遗臭万年。

还有些治河方案，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万历年间，御史陈邦科提出三条人力疏浚黄河的“妙计”：第一，趁冬春枯水期，组织沿河民工捞沙，“则沙不停而去”；第二，让黄河上往来的官船民船都在船尾系上钯犁，一边行船一边翻搅河底泥沙，“则沙不宁而去”；第三，仿照水磨、水碓的原理，设计一种机械装置，借助水力不停搅动泥沙，“则沙不留而去”。

这三条妙计，写在纸上是“天才”；放在16亿吨泥沙面前，是天真。

说实话，我小时候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用挖沙船把黄河的泥沙挖走。那时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船足够多、挖得足够勤，总有挖干净的一天。

后来我才知道，在真正的黄河面前，这种想法是多么可笑。

根据近代实测数据，黄河干流多年平均年输沙量为16亿吨。16亿吨是什么概念？

号称世界最大的矿山卡车别拉斯75710，一车能装约500吨，车长约20米。16亿吨泥沙，足够装满320万辆这种大卡车。这么多卡车首尾相连，总长度超过6.4万公里，足以绕赤道一圈半还多。

在16亿吨这个数字面前，陈邦科和小时候的我，都不过是一只试图搬动泰山的蚂蚁。——我们俩唯一的区别，就是隔了四百年。

政治和技术——黄河南徙的动因

纵观明代治黄史，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明代前期，黄河从开封以下经常分为两股水流。

一股向北，经长垣、东明、鄄城，在寿张附近的沙湾冲入运河，随后沿运河北上至张秋——洪水暴涨时，还会从这里夺大清河入海，是为 “北流” 。（严格说，明代“北流”多为洪水期的溃决性入海，并非一条长期稳定的夺河河道。）

另一股向南，经兰阳、考城、曹县、单县，在丰县、沛县、徐州一带与运河交汇，再沿泗水夺淮入海，是为 “南流” 。

两条水流的河道时有摆动，如同明代治黄一盘棋上的两条活路。直到弘治年间，刘大夏在黄河北岸修筑太行堤、堵塞北流主要决口，同时在南岸疏浚贾鲁旧河分泄水势，下游河道才逐渐固定为南流夺淮的格局，至此北流退出历史舞台。

直观来看，明代治河经历了一个从北向南推移的过程：先是山东——徐有贞在山东开了第一条“系统治河”的路，再是河南——刘大夏在河南堵上了最后一条北流的口，接着是江苏——潘季驯在徐邳一带跟它斗了二十七年。最后波及到更南边的凤阳。

早年间的决口普遍发生在开封、祥符、原武等河南腹地。洪武二十四年的大改道，就源于原武黑洋山的决口。

然而，系统而有成效的治河工程，却率先在山东沙湾、张秋一带展开——也就是景泰年间徐有贞开凿广济渠那次。

徐有贞之后，刘大夏接手治河，彻底平息了山东张秋的水患。治水告成后，张秋镇改名安平镇，金龙口改名荆隆口。此后较长一段时期内，这两处水患大为减少。刘大夏还成功阻断了黄河北流，山东水患大为缓解。

黄河不再北犯，便转而向东南肆虐，江苏徐州、宿迁一带水患渐起。明朝中后期的治黄工作，基本围绕这一河段展开。潘季驯四次总理河道，足迹遍布豫、鲁、苏三省，黄淮之间的徐、邳一带是他长期聚焦的关键战场。

除丰、沛、徐、邳外，南流的黄河水患也波及了安徽凤阳。如嘉靖二十四年，“黄河南徙，由涡河经亳州入淮”，“凤阳沿淮州县多水患”；万历十九年，“泗州大水，州治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为保护祖陵，凤阳一带也加固了河防堤坝。

略显反常的是，从万历末年至崇祯年间，河南等地的黄河中游又出现了水患。万历四十七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封丘、曹县、单县、考城悉数被淹；崇祯二年，曹县决口；崇祯四年，原武、荆隆口决堤。不过，这并不妨碍明代治河重心逐步南移的大趋势。

说到这里，顺带提一句：结合地理读历史，很多时候真有事半功倍之效。“南流”、“北流”、治黄重心的逐渐南移等等脉络，只有对照地图才能看得清清楚楚。

是技术，更是政治

治河重心不断南移的背后原因，除了河道逐步向南迁移、对黄河泥沙淤积缺乏足够认知以外，还有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性逻辑。对明朝朝廷而言，治河的最高目标几乎始终是"保漕"——保障运河畅通、维系南粮北调的国家命脉，后期又加上了一条"保陵"——即守住凤阳明祖陵。至于治黄本身、安民济众嘛……保漕是国计，保陵是家业，治黄是手段。安民呢？安民排不上号。

朱元璋定都南京，对漕运的依赖程度不算高，因而洪武年间的治河举措以堵决口、赈济灾民、迁离险区为主。洪武十四年原武等地决堤，朱元璋甚至说“此天灾也”，只下令"护旧堤而已"——连决口都懒得堵。

永乐九年会通河重开后，"漕道大通"，朝廷开始尝到运河水运的甜头，这才逐渐出现了疏浚故道、修固堤防等治河工程。

此后徐有贞、刘大夏在山东花大力气治河，首要目的都是保住张秋运河、维系漕运畅通，而非真正解决黄河水患。刘大夏采取的"北堵南疏"策略固然平定了山东水患，却也使豫东、淮北承受了更集中的水患压力——丰沛徐邳一带的连年水灾，很大程度上正是因此而起。继刘大夏之后，潘季驯等人在黄淮之间殚精竭虑，"保漕"与"保陵"仍然是压倒一切的核心目标。

当然，如果据此便断言明朝人完全没有“全流域”“全系统”的治河理念，未免太小看古人的智慧了。作为明代治河理念的集大成者，潘季驯提出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黄”“四堤二守”——从黄河中游的开封到入海口的宿迁，从动态的水沙调控到静态的堤防闸坝，从洋洋洒洒的《河防一览》到遍布各地的工程实践——分明是一套连贯、完整、全流域、系统化的河防工程蓝图。这不仅是明代治河智慧的巅峰，在笔者看来，它也完全配得上"当时世界水利科学的顶尖水平"这一评价。

历史与现实——传承发扬，黄河安澜

往事越千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我们，已经很少听到“黄河决口”这样的消息了——当然，支流、滩区等局部水灾仍然偶有发生。

我查到的最近一次黄河“决堤”，是2003年的兰考蔡集水灾，但那年决口的是滩区生产堤，而非干流大堤；其他险情也多发生在生产堤、控导工程、支流和滩区。自1949年以来，黄河干流大堤从未因伏秋大汛发生决口，更不曾出现过黄河改道那样的惨剧。

仅以“没有水患”来评价当代治黄人的成绩，未免太小看人了。

今天的黄河，不仅水患少了，水也变清澈了——2023年，黄河干流输沙量仅为0.95亿吨，远低于天然时期年均16亿吨的数值。

泥沙少了，河床不仅没有继续抬升，反而平均下切了两三米——还记得开封城那厚达数米的明代淤积层吗？

河槽变深了，水量也稳了。自1999年起，黄河已连续26年不曾断流。

那个曾经“无差别扫射中下游平原儿女”的暴躁母亲，在儿女们的悉心呵护下，终于恢复了往日的温柔与从容。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一套更全面、系统、科学、高效的治黄方略。

我们有联合调度的水库群——龙羊峡、刘家峡、三门峡、小浪底——既能拦洪削峰、调水调沙，也能供水发电；

有层层防护的河道堤防，既有严防死守的高标准干流大堤，也有约束主流、稳定河槽的控导工程。

我们有“量水而行”的水资源管理，有调水调沙的主动防控，更有从上游水土保持、中游滩区治理到河口三角洲保护的一整套生态机制。

我们有从水底、地面到太空的全域监控，有从国家到省份再到基层的统一调度体制。

是我们，将一条“三年两决口”的害河，变成了一条岁岁安澜的利河。

正是我们，"为了开辟新天地，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新生，是她的风貌
告别了往日的淤积
挣脱了水患的桎梏
如今既有大河奔腾的雄浑气魄
也有水清岸绿的温婉景致
生态风貌焕然一新

不变，是她的风骨
5464公里水流蜿蜒如故
全流域79.5万平方公里的
自然禀赋始终如初
滋养华夏、孕育文明的精神底色
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厚重

——黄河，变了？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现代治黄方略中的不少举措，竟可以在潘季驯的治黄理念中找到原型。

潘季驯提出“束水攻沙”，今天我们实现了“调水调沙”；

潘季驯修筑高家堰“蓄清刷黄”，今天我们建起了水库群“蓄清排浑”；

潘季驯构建的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分层设防体系，今天我们用干流大堤、控导工程、滩区和滞洪区，实现了同样逻辑的“分级防守、退保远岸”。

四百多年前的智慧，在今天的水库闸门和堤防线上依然跳动着脉搏。

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怎不叫人感慨万千！

附表：《明史》中有记载的黄河水患相关信息

时间	决口位置	对河道的影响	对人民的影响	应对举措
洪武元年	曹州双河口	入鱼台；引河入泗		徐达方北征，乃开塌场口，引河入泗以济运，而徙曹州治於安陵。
洪武八年	开封太黄寺堤			诏河南参政安然发民夫三万人塞之
洪武十四年	原武、祥符、中牟			有司请兴筑。帝以为天灾，令护旧堤而已
洪武十五年春	朝邑
洪武十五年七月	荥泽、阳武
洪武十七年	开封东月堤		自陈桥至陈留横流数十里
洪武十七年	决杞县	入巴河		遣官塞河，蠲被灾租税。
洪武二十二年	没仪封			徙其治於白楼村
洪武二十三年春	归德州东南凤池口		迳夏邑、永城	发兴武等十卫士卒，与归德民并力筑之。罪有司不以闻者。
洪武二十三年秋	开封西华诸县		漂没民舍	遣使振万五千七百馀户。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	决原武黑洋山	【大改道】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於淮。而贾鲁河故道遂淤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后	旧曹州、郓城两河口漫堤	元会通河亦淤。	漫东平之安山
洪武二十五年	阳武		汜陈州、中牟、原武、封丘、祥符、兰阳、陈留、通许、太康、扶沟、杞十一州县，有司具图以闻。	发民丁及安吉等十七卫军士修筑。其冬大寒，役遂罢。
洪武三十年八月	开封		城三面受水	诏改作仓库於荥阳高阜，以备不虞。
洪武三十年八月后、冬季前	开封	由开封北东行
洪武三十年冬	开封	至是下流淤，又决而之南
永乐三年	河决温县堤四十丈	济、涝二水交溢	淹民田四十馀里	命修堤防
永乐八年秋	开封		坏城二百馀丈，民被患者万四千馀户，没田七千五百馀顷	帝乃发民丁十万，命兴安伯徐亨、侍郎蒋廷瓒偕纯相治，并令礼总其役。
永乐九年七月	封丘金龙口	河复故道，自封丘金龙口，下鱼台塌场，会汶水，经徐、吕二洪南入於淮。		是时，会通河已开，黄河与之合，漕道大通，遂议罢海运，而河南水患稍息
永乐九年七月后不久	阳武中盐提	漫中牟、祥符、尉氏		工部主事兰芳按视，言：“堤当急流之冲，夏秋泛涨，势不可骤杀。宜卷土树椿以资捍御，无令重为民患而已。”又言：“中滦导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诚万世利。但缘河堤埽，止用蒲绳泥草，不能持久。宜编木为囤，填石其中，则水可杀，堤可固。”诏皆从其议。
永乐十四年	开封	【小摆动】经怀远，由涡河入於淮	开封州县十四
宣德元年	开封		溢开封州县十。
正统二年	濮州、范县
正统三年	阳武及邳州		灌鱼台、金乡、嘉祥
几年后	决金龙口、阳谷堤及张家黑龙庙口	徐、吕二洪亦渐浅，太黄寺巴河分水处，水脉微细
正统十三年夏	陈留水夏涨，决金村堤及黑潭南岸
正统十三年秋	新乡八柳树口亦决	【小摆动】坏运道，东入海。徐、吕二洪遂浅涩。	漫曹、濮，抵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	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永和至山东，修沙湾未成，以冬寒停役。且言河决自卫辉，宜敕河南守臣修塞。帝切责之，令山东三司筑沙湾，趣永和塞河南八柳树，疏金龙口，使河由故道。
正统十四年正月	聊城
景泰三年六月	大雨浃旬，复决沙湾北岸	【小摆动】掣运河之水以东	近河地皆没	命英督有司修筑。复敕中官黎贤、武艮，工部侍郎赵荣往治。
景泰四年正月	河复决新塞口之南			诏复加河神封号。至四月，决口乃塞。
景泰四年五月	大雷雨，复决沙湾北岸，	掣运河水入盐河	漕舟尽阻	帝复命璞往。乃凿一河，长三里，以避决口，上下通运河，而决口亦筑坝截之，令新河、运河俱可行舟。工毕奏闻。帝恐不能久，令璞且留处置，而命谕德徐有贞为佥都御史耑治沙湾。
景泰七年夏	河南大雨，河决开封、河南、彰德
景泰七年秋	畿辅、山东大雨，诸水并溢，高地丈馀，堤岸多冲决。			仍敕有贞修筑。未几，事竣，还京入见。奖劳甚至，擢副都御史。
天顺五年七月	河决汴梁土城，又决砖城。襄城亦决县城		城中水丈馀，坏官民舍过半。周王府宫人及诸守土官皆乘舟筏以避，军民溺死无算	命工部侍郎薛远往视，恤灾户、蠲田租，公廨民居以次修理。
成化十四年	开封		坏护城堤五十丈	巡抚河南都御史李衍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开封西南新城地，下抵梁家浅旧河口七里壅塞，以泄杏花营上流。又自八角河口直抵南顿，分导散漫，以免祥符、鄢陵、睢、陈、归德之灾。乃敕衍酌行之
弘治二年五月	河决开封及金龙口，入张秋运河，又决埽头五所入沁。	【小摆动】入张秋运河	郡邑多被害，汴梁尤甚	议者至请迁开封城以避其患。布政司徐恪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大发卒筑之。
弘治六年二月	先是，河决张秋戴家庙	【大改道】掣漕河与汶水合而北行		以刘大夏为副都御史，治张秋决河。
弘治十一年	河决归德			管河工部员外郎谢缉言：“请亟塞归德决口，遏黄水入徐以济漕，而挑沁水之淤，使入徐以济徐、吕……”帝从其请。
正德四年六月	决黄陵冈、尚家等口	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俱入漕河。	曹、单田庐多没，至围丰县城郭，两岸阔百馀里。	督漕及山东镇巡官恐经钜野、阳谷故道，则夺济宁、安平运河，各陈所见以请。议未定。
正德五年九月	河复冲黄陵冈	入贾鲁河	泛溢横流，直抵丰、沛。	请浚仪封、考城上流故道，引河南流以分其势，然后塞决口，筑故堤。
正德八年六月	河复决黄陵冈	越二日，河已南徙	自黄陵冈决，开封以南无河患，而河北徐、沛诸州县河徙不常。	管河副都御史刘恺於治河束手无策，特归功於神。曹、单间被害日甚。
嘉靖五年	黄河上流骤溢，东北至沛县庙道口	截运河，注鸡鸣台口，入昭阳湖。汶、泗南下之水从而东	而河之出飞云桥者漫而北，淤数十里，河水没丰县，徙治避之。
嘉靖六年	河决曹、单、城武杨家、梁靖二口、吴士举庄	夺运河	冲入鸡鸣台，夺运河，沛地淤填七八里，粮艘阻不进。	章拯治河失败，“御史吴仲以闻，因劾拯不能办河事，乞择能者往代。其冬，以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
嘉靖七年正月	决於庙道口三十馀里			别遣官浚赵皮寨，孙家渡，南、北溜沟以杀上流，堤武城迤西至沛县南，以防北溃。
嘉靖九年六月	河决曹县	一自胡村寺东，东南至贾家坝入古黄河，由丁家道口至小浮桥入运河。一自胡村寺东北，分二支：一东南经虞城至砀山，合古黄河出徐州；一东北经单县长堤抵鱼台，漫为坡水，傍谷亭入运河。	单、丰、沛三县长堤障之，不为害。	自是，丰、沛渐无患，而鱼台数溢。
嘉靖十三年	河决赵皮寨	入淮	谷亭流绝，庙道口复淤。	天和役夫十四万浚之。
嘉靖十三年	河忽自夏邑大丘、回村等集冲数口	转向东北，流经萧县，下徐州小浮桥。		上一次决口之后的次生灾害。“宜浚鲁桥至徐州二百馀里之淤塞”
嘉靖二十四年之前	河决丰县		迁县治於华山，久之始复其故治。
嘉靖二十四年之前	河决孟津、夏邑		皆迁其城
嘉靖二十四年	决野鸡冈	黄河南徙，由涡河经亳州入淮，旧决口俱塞。其由孙继口及考城至丁家道口，虞城入徐、吕者，亦仅十之二。		总河副都御史郭持平久治弗效，降俸戴罪。凤阳沿淮州县多水患，乃议徙五河、蒙城避之。而临淮当祖陵形胜不可徙，乃用巡按御史贾太亨言，敕河抚二臣亟浚砀山河道，引入二洪，以杀南注之势。
嘉靖二十六年秋	河决曹县		水入城二尺，漫金乡、鱼台、定陶、城武，冲谷亭	总河都御史詹瀚请於赵皮寨诸口多穿支河，以分水势。诏可。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	河决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		运道淤阻五十里	浚房村至双沟、曲头，筑徐州高庙至邳州沂河。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	曹县新集淤……遂决	趋东北段家口，析而为六，曰大溜沟、小溜沟、秦沟、浊河、胭脂沟、飞云桥，俱由运河至徐洪。又分一支由砀山坚城集下郭贯楼，析而为五，曰龙沟、母河、梁楼沟、杨氏沟、胡店沟，亦由小浮桥会徐洪	新集至小浮桥故道二百五十馀里遂淤不可复矣。自后，河忽东忽西，靡有定向，水得分泻者数年，不至壅溃。然分多势弱，浅者仅二尺，识者知其必淤。
嘉靖四十四年七月	河决沛县	上下二百馀里运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县棠林集而下，北分二支：南流者绕沛县戚山杨家集，入秦沟至徐；北流者绕丰县华山东北由三教堂出飞云桥。又分而为十三支，或横绝，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达於徐州，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		乃命朱衡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又以潘季驯为佥都御史总理河道。
嘉靖四十五年	河复决沛县		败马家桥堤	朱衡主持的水利工程还没完工，就发生了决口。论者交章请罢衡。未几，工竣。帝大喜，赋诗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诸臣。
隆庆三年	决沛县		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抵徐州俱受其害，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进。已虽少通，而黄河水横溢沛地，秦沟、浊河口淤沙旋疏旋壅。
隆庆四年秋	黄河暴至，茶城复淤，而山东沙、薛、汶、泗诸水骤溢，决仲家浅运道。淮水亦大溢，	由梁山出戚家港，合於黄河。淮水自泰山庙至七里沟淤十馀里，而水从诸家沟傍出，至清河县河南镇以合於黄河。		工部及总河都御史翁大立复请因其势而浚之。……时大立已内迁，方受代，而季驯以都御史复起总理河道。部议令区画。
隆庆四年九月	河复决邳州		自睢宁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粮艘阻不进。
隆庆五年四月	自灵璧双沟而下，北决三口，南决八口，支流散溢	大势下睢宁出小河，而匙头湾八十里正河悉淤		季驯役丁夫五万，尽塞十一口，且浚匙头湾，筑缕堤三万馀丈，匙头湾故道以复。旋以漕船行新溜中多漂没，季驯罢去。
万历元年	河决房村			筑堤洼子头至秦沟口。
万历二年秋	淮、河并溢
万历三年八月	河决砀山及邵家口、曹家庄、韩登家口而北，淮亦决高家堰而东		徐、邳、淮南北漂没千里。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数年，淮、扬多水患矣。	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改筑砀山月堤，暂留三口为泄水之路。其冬，并塞之。
万历五年八月	河复决崔镇	黄河日淤垫，淮水为河所迫，徙而南	沛、清、桃两岸多坏，	希挚议塞决口，束水归漕。桂芳欲冲刷成河，以为老黄河入海之路。帝令急塞决口，而俟水势稍定，乃从桂芳言。
万历十五年	封丘、偃师、东明、长垣屡被冲决。			乃命工科都给事中常居敬往。居敬请修筑大社集东至白茅集长堤百里。从之。
万历十七年六月	决兽医口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	冲入夏镇内河	坏田庐，没人民无算。
万历十八年	徐州		大溢，徐州水积城中者逾年。	众议迁城改河。季驯浚魁山支河以通之，起苏伯湖至小河口，积水乃消。
万历十九年九月	泗州、山阳		泗州大水，州治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浸及祖陵。而山阳复河决，江都、邵伯又因湖水下注，田庐浸伤。	乃命工科给事中张贞观往泗州勘视水势，而从给事中杨其休言，放季驯归，用舒应龙为工部尚书总督河道。
万历二十一年五月	河决单县黄堌口	一由徐州出小浮桥，一由旧河达镇口闸	邳城陷水中，高、宝诸湖堤决口无算。
万历二十三年	又决高邮中堤及高家堰、高良涧
万历二十五年四月	河复大决黄堌口	由宿州府离桥出宿迁新河口入大河，其半由徐州入旧河济运。上源水枯，而义安束水横坝复冲二十馀丈，小浮桥水脉微细，二洪告涸，运道阻涩。	溢夏邑、永城	一魁因议挑黄堌口迤上埽湾、淤嘴二处，且大挑其下李吉口北下浊河，救小浮桥上流数十里之涸。
万历二十九年秋	开、归大水，河涨商丘，决萧家口	全河尽南注	河身变为平沙，商贾舟胶沙上。南岸蒙墙寺忽徙置北岸，商、虞多被淹没，河势尽趋东南，而黄堌断流。
万历三十一年春	蒙墙决口广八十馀丈		如春所开新河未及其半，塞而注之，虑不任受。
万历三十一年夏四月	水暴涨，冲鱼、单、丰、沛间			如春以忧卒。乃命李化龙为工部侍郎，代其任。
万历三十一年四月后	化龙甫至，河大决单县苏家庄及曹县缕堤，又决沛县四铺口太行堤	灌昭阳湖，入夏镇，横冲运道		化龙议开泇河，属之邳州直河，以避河险。给事中侯庆远因言：“泇河成，则他工可徐图，第毋纵河入淮。淮利则洪泽水减，而陵自安矣。”
万历三十二年秋	河决丰县；单县决口复溃	由昭阳湖穿李家港口，出镇口；鱼台、济宁间平地成湖。
万历三十四年六月	河决萧县郭暖楼人字口	北支至茶城、镇口。
万历三十五年	决单县
万历三十九年六月	决徐州狼矢沟。
万历四十年九月	决徐州三山		冲缕堤二百八十丈，遥堤百七十馀丈，梨林铺以下二十里正河悉为平陆，邳、睢河水耗竭。	总河都御史刘士忠开韩家坝外小渠引水，由是坝以东始通舟楫。
万历四十二年	决灵璧陈铺
万历四十四年五月	复决狼矢沟	由蛤鳗、周柳诸湖入泇河，出直口，复与黄会。		刘士忠卒，总河阅三年不补。
万历四十四年六月	决开封陶家店、张家湾	由会城大堤下陈留，入亳州涡河。
万历四十七年九月	决阳武脾沙堽	由封丘、曹、单至考城，复入旧河。
天启元年	河决灵譬双沟、黄铺	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与黄会，故道湮涸。	时淮安霪雨连旬，黄、淮暴涨数尺，而山阳里外河及清河决口汇成巨浸，水灌淮城，民蚁城以居，舟行街市。久之始塞。	总河侍郎陈道亨役夫筑塞。
天启三年	决徐州青田大龙口	徐、邳、灵、睢河并淤	吕梁城南隅隐，沙高平地丈许，双沟决口亦满，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陆。
天启四年六月	决徐州魁山堤	一自南门至云龙山西北大安桥入石狗湖，一由旧支河南流至邓二庄，历租沟东南以达小河，出白洋，仍与黄会	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	徐民苦淹溺，议集赀迁城。给事中陆文献上徐城不可迁六议。而势不得已，遂迁州治於云龙，河事置不讲矣。
天启六年七月	河决淮安	逆入骆马湖	灌邳、宿。
崇祯二年春	河决曹县十四铺口
崇祯二年四月	决睢宁		至七月中，城尽圮	总河侍郎李若星请迁城避之，而开邳州坝泄水入故道，且塞曹家口匙头湾，逼水北注，以减睢宁之患。从之。
崇祯四年夏	河决原武湖村铺，又决封丘荆隆口，败曹县塔儿湾大行堤
崇祯四年六月	黄、淮交涨，海口壅塞，河决建义诸口		下灌兴化、盐城，水深二丈，村落尽漂没。	逡巡逾年，始议筑塞。
崇祯五年秋	应该还是崇祯四年的决口		兴工未几，伏秋水发，黄、淮奔注，兴、盐为壑，而海潮复逆冲，坏范公堤。军民及商灶户死者无算，少壮转徙，丐江、仪、通、泰间，盗贼千百啸聚。
崇祯十五年	河之决口有二：一为朱家寨，宽二里许，居河下流，水面宽而水势缓；一为马家口，宽一里馀，居河上流，水势猛，深不可测。	两口相距三十里，至汴堤之外，合为一流，决一大口，直冲汴城以去，而河之故道则涸为平地。	黄河决汴城，直走睢阳，东南注鄢陵、鹿邑	流贼围开封久，守臣谋引黄河灌之。贼侦知，预为备。乘水涨，令其党决河灌城，民尽溺死。
崇祯十六年四月	马家口东岸			塞朱家寨决口，修堤四百馀丈。马家口工未就，忽冲东岸，诸埽尽漂没。
崇祯十六年六月	（马家口）决口再溃			帝趣鸠工，未奏绩而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