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激流一百年》：评传中的评与传
这是一本写巴金先生的评传。
评传，可以简单理解为传记加评论。因而，在选取史料、阐发史论、叙述史实之外，还需特别注意评与传的关系。
选取史料
作为一名现当代作家，巴金为我们留下的第一手材料，以及人们对巴金的研究材料，可谓浩如烟海。从注释中罗列的参考文献不难看出本书“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的方向。
作者主要选用的是巴金的作品，大量的引文直接来自于《巴金全集》、《巴金散文》等。研究巴金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少，但也并未缺席，如《巴金年谱》、《巴金研究集刊》、《巴金研究资料》等。还选用了部分其他人的作品或研究，如《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吴朗西年谱》、《鲁迅全集》等，作为社会、时代和思想背景的碎片，拼到本书的光谱中。
如果说从巴金作品出发，是在直视巴金；那么，从第三方的研究出发，则是侧写巴金；从各类背景中看巴金，则是剪影巴金。站在这三个角度上，本可以得到一个立体饱满的巴金。
——本可以。
在大量的史料中，作者显然做了有意识的取舍。例如，关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作者大量地原文引用巴金抨击其他主义者的文字，却只概括性地简述巴金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建树。
在“刚来法国时，他曾参与世界‘国际无政府主义同盟’会议，代表中国无政府同志写过一篇致‘同盟’的报告，后会议因故不曾召开，便将报告中一节独立发表，另起名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组织问题》。”关于巴金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性的观点，作者只强调巴金很重视这件事，却并未介绍“就‘目的、‘团员’、‘组织’、‘规约’等方面”，巴金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论述。关于巴金如何反对李石曾、吴稚晖，如何批评国民党，如何猛烈的讽刺“国家主义者在国民党得势时大肆吹捧蒋介石”，如何“批评中国共产党不是依靠群众，而是迷信军阀，利用军阀，吹捧军阀”，却是长篇大论地详细介绍。
关于巴金所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一书，作者也称赞它虽然“是一个通俗的政治小册子，理论色彩却是浓厚的，逻辑相当缜密”。“全书共分三部：第一部《今日》显然是着眼于现实社会问题，开始于对‘资本主义’的剖析，继而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及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第二部是对‘安那其主义’的解释；第三部专门讨论‘社会革命’问题。”然而此后八个自然段，只有不到两段——甚或可以说只有那么两三个句子——是在介绍第二和第三部分，其余全部交给了第一部分。
在斗争年代中践行自己的主义，必然有大量的“斗”和“破”。然而，所有的“斗”和“破”都需以“立”为前提、以“立”为目的、以“立”为根本。巴金为无政府主义而战斗，必然也是如此：倘若没有对无政府主义的深刻理解，其理论思想不能自“立”，他拿什么去和别人“斗”、拿什么去“破”呢？
侧重介绍“破”，而简略介绍“立”，直接的影响是我读了半天，始终没明白巴金到底怎样理解无政府主义，准备怎样用无政府主义解决当时的时代之问，又要怎样解决无政府主义自身的组织性问题。更深层次上，在选取史料上的这种倾向性，让我不禁产生作者在借台唱戏的怀疑。本书固然是为巴金立传；但其中，作者借巴金之口，说了多少自己想说的话？
在介绍巴金对其他主义者的批评时，作者有时甚至亲自下场“拉偏架”：
对郭沫若的攻击，也并非是无足轻重的事。关于郭沫若这个人，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他曾化名“杜荃”著文称鲁迅为“二重的反革命”，几十年下来，始终不肯坦承。二，1948年时他写下《斥反动文艺》一文，给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人插上有色标签。在即将“进城”的关口，拒发“政治通行证”。令人意外的是，这时，他为何放过了一个肆无忌惮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提前说起“斫樱桃树的故事”向巴金请罪，为什么？
用两个例子就可以给一个人“插上有色标签”，可见选取史料的重要性，更可见选取史料时的倾向性会有怎样的影响。这种倾向性比论、述更为隐蔽，往往也更加有效。读者们在阅读时，需加以分辨。
阐发史论
关于巴金，我们不可以相信任何人的结论，包括巴金本人。唯有发掘和累积尽可能多的材料，通过不断的比较、证伪、猜想与反驳，重构巴金以及围绕巴金的全部历史。
这是作者在引言中发表的宣言，大概可以视作本书立论的基础。但这实在是一篇矛盾而狡猾的宣言。
矛盾之处不言而喻：如果“我们不可以相信任何人的结论”，那我们自然也不应相信作者的结论。这样说来，任何对史料做出的结论都不可信，作者们只应该“发掘和累积尽可能多的材料”，而把“比较、证伪、猜想与反驳、重构巴金以及围绕巴金的全部历史”的工作交给读者——甚至读者也不必这样做，因为“任何人”也包括自己。
但本书作者毕竟给出了结论，尽管他预先提出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宣言。这正是其狡猾之处：我已预先声明“不可以相信任何人的结论”，你如果信了我，责任在你不在我。这话当然有些诛心。但是……
作为一本评传，当然有传亦有评。传与评之间，个人认为当以传为主，评论当基于传记、围绕传主而发。本书作者想必并不认同这一点。书中不仅有离传主过远的揣测，甚至有几乎完全脱离传主的作者胸臆。
例如，“在小说家中，他（巴金）说他不喜欢卡夫卡，其中不无回避官方误解的因素，因为在“文革”以前，所谓“现代派作家”都被划归“西方资产阶级作家”，不过卡夫卡的写作确实与他不同，根本无须考虑作者，无须交流，那是彻底的为孤独而写作。”——既然卡夫卡的写作确实与巴金不同，那么巴金不喜欢卡夫卡实在是人之常情，“其中不无回避官方误解的因素”就未免走得太远。
又如“一方面巴金以英雄的行迹填补内心的怯弱，这是一种内在需要；另方面，他不安于自己停留在他所主张的工团主义的外面，没有深入到工人反抗资本主义的实际斗争中，所以在潜意识中，希望通过宣扬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故事的工作，以获得一种内心平衡的方式、一种自我慰藉的根据。”——在这里，作者甚至深入到了巴金的潜意识中。即便以传记文学的尺度考量，也未免演义过头了；何况这种演义，似乎也并没有在文学上增色。
还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关于“巴金”这一笔名的由来，巴金自己是这么说的：
按他在《文艺月报》所载《读<灭亡>》中的解释，“巴”即是巴思波。他说：“我的笔名中的那个‘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
作者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说法：
在这里，巴金显然在为自己曾经作为追随两位无政府主义先驱者的历史开脱。……一，巴思波只是与巴金赴法时同船，在拉封丹中学相处不到一个月的一位普通北方同学而已，而且所习专业及兴趣也不相同。巴金本人就坦言“同他不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又何由说是出于“重视友情”而取名纪念呢？二，巴思波与克鲁泡特金，一个是籍籍无名的学生，一个是世界闻名的大师，把这样两个人拉来搭配到一起，难道不觉得有点滑稽吗？
回顾巴金的说法，他何曾提过“重视友情”？抑或是作者并未引述相关的话？他因为巴思波而选择“巴”字，除了“重视友情”之外，同样可以解释为“我因为一个‘巴’字记住了巴思波；我希望读者也能如此记住我；因此我也选择‘巴’做笔名的姓氏”；何必非得与大师沾边呢？
作者在后文中说：“真正的作家大约都有点无政府主义……”这段话同样与巴金传记关系不大，大概可以视为作者在直抒胸臆。如是而论，作家林贤治是否也有点无政府主义？是否也应该反对专制专权、反对以一个人的观点压到别人的意见？是否也应该提倡人人平等，提倡把“籍籍无名的学生”和“世界闻名的大师”这样两个人搭配到一起而丝毫不觉得滑稽？
好在作者早已宣言：“我们不可以相信任何人的结论”。既然我不相信他的结论，那恰恰说明，他说得对。当然，我若相信了，更说明他说得对。
好狡猾啊。
叙述史实
传记文字，基本上都遵循时间顺序。在一些重大事件、关键节点上，也会以插叙、补叙等手法，交待相关背景、其它视角，以尽量拼出完整的图样。
本书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聚焦：在一个较小的时间段内，重点关注和叙述一件事情；在此基础上，把这个时间段前后的一些关联事件穿插、补充进来。加上作者作为诗人的文字功底，读起来也颇有味道。
不过，这种叙事手法也有一点问题。
首先，有些重要事件的时间线比较模糊，这让人对巴金的思想转变过程摸不着头脑。例如，作者先是提到“这时（五卅运动期间），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开始对他产生影响……为此还曾遭到湖南、武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随后又说：“作为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要极力探求并阐述无政府主义的本来的意义”。受“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影响的巴金，还是“原教旨”的无政府主义吗？这两段文字的叙事顺序，能代表或者反映巴金思想发展的顺序吗？
其次，把一个时间段前后的关联事件收拢到一起，固然能强化当前事件，却也会削弱前后时间段内事件的关联。例如，“1927年2月19日，巴金来到了巴黎”，在萨凡事件、四一二事变、与高德曼通信、与毕修勺绝交之后，“七八月间，巴金肺病复发……”。接着，作者在后续事件中补叙道：“三月份得悉家里破产的消息，巴金当时就已经放弃到夜校上课，改作自学法文”、“离开巴黎前，巴金就迷上了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尤其是《人生哲学》，于是着手翻译”、“刚来法国时，他曾参与世界‘国际无政府主义同盟’会议，代表中国无政府同志写过一篇致‘同盟’的报告……”等等。也就是说，三月份到七八月之间，除了前述几件“大事”之外，巴金还经历了家里破产、着手翻译《人生哲学》、参加同盟会议并撰写报告等“小事”。这些“小事”之间，它们与那些“大事”之间，是否还有关联影响？三月间发生的事件，放到七八月间才讲出来，是否合适？
当然，这点叙事上的所谓问题，也许甚至不能称为问题，而应该叫做风格。就如前文所述选取史料、阐发史论方面的意见，也只是我个人观点。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