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开明书店组织编写了数十种中小学教材、讲义。《开明中国历史讲义》即其中一种。自面世以来，本书广受好评，再版多次。

本版是岳麓书社2024年新版（以下简称“岳麓版”）。我手边亦有另一出版社之较早版本（为免拉踩之嫌，以下简称“某某版”）。两个版本有何异同？岳麓新版新在何处？这不能不使我好奇。

两版之同

在比较差异之前，容我先简述两版的相同之处。

首先，在章节设置上，岳麓版和某某版都与新星出版社2016版一样，收入了第七十一到第七十八讲，是为“无删节版”。其次，两版在文字和注释上也大同小异——小异之处，容后详禀。

此外，两版的文字都有两种字体。以下图中的岳麓版为例，其中一种字体略大于另一种，正常缩进；另一种字体较小，在上一字体的基础上增加了缩进。在某某版中，第二种字体还有波浪线边框包围。

这两种字体有何深意？两个版本都未言明。某某版的出版说明，以及岳麓版的封底，都刊有叶圣陶先生对本书的评价：

全书分七十八讲，从太古神话传说起，到最近的“一二八”之役止，把五千年来朝代的递嬗，民族的融合，疆土的开拓，文化的演进，以及社会状况、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变迁、外交局势转移等，作扼要的叙述。普通历史教本往往失之简略，宜于教员讲解，不适学生自修。本书详略得当，且于正文之外，附以极详细的注解。 有志自修者，手此一套，不啻面对良师。

——叶圣陶，1944

由“本书详略得当，且于正文之外，附以极详细的注解”一句观之，所谓“极详细的注解”，不可能是书中脚注。结合上图不难推断：字体较大、正常缩进的是正文，而字体较小、增加缩进的，正是叶圣陶先生所说“极详细的注解”。

新版之新

两版之同，大略如此。新版之“新”，岳麓版的“出版说明”已做了概括：

一、按照现行出版规定改动某些称谓，如“满清”改为“清朝”“清廷”，部分作地名用的“满洲”改为“中国东北”，朝鲜和台湾并举时改为“朝鲜和我国台湾”，“《英藏条约》”改为“《拉萨条约》”等；

二、对一些明显的知识性错误直接予以改正，如“叔孙通又作《傍章》八篇”的“八篇”改为“十八篇”，李克用的“父亲朱邪赤心于德宗时归附唐朝”改为“曾祖朱邪尽忠于宪宗时归附唐朝”等；

三、对一些音译而来的名词改成现在的习惯写法，如“插汉尔部”改为“察哈尔部”，“阿刺伯”改为“阿拉伯”，“祚禄亚斯太”改为“琐罗亚斯德”，“亚西亚”改为“亚细亚”等。

其余保持作者的行文特色，未做改动。另外，此次出版，编者增补了100余幅插图，裨使全书图文并茂。

特此说明。

这个说明未免太简略了一点。我试比较了岳麓版与某某版，谨将所见差异整理如下。所望者，一则为“出版说明”补充一点注脚；二则向岳麓书社的编辑们表达一点敬意；三则为读者们挑选版本提供一点参考。

开始之前，也为自己说明一下：我这“注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敬请见谅。

改正错误

编撰讲义本为传授知识。倘若讲义本身有错，岂不误人子弟？再版编辑时，倘能将此类错误一一改正，“胜造七级浮屠”矣！

岳麓版在这方面着实花了不少心思。除“出版说明”中举的例子外，这类改动主要有以下这几类。

改正数字错误

历史书中最常见的数字自然是年份。

如《第十八讲·佛教的传入》中，某某版作“阿育王亦译为阿输迦。死于公元前二二三年”，岳麓版改作“阿育王亦译为阿输迦。死于公元前二三二年”。同一章中，关于“秦王政四年”，某某版注释为“秦始皇即皇帝位前二十二年，当公元前二六八年”，岳麓版改作“公元前二四三年”。

除年份外，还有一类数字是持续时间。

如《第二十三讲·晋的统一与八王之乱》中，关于魏蜀吴三国存续时间，某某版三数皆误，岳麓版全部予以改正。某某版作“蜀自刘备称帝至是凡四十三年而亡”，岳麓版改作“四十二年”；某某版作“魏凡四十八年而亡””，岳麓版改作“四十五年”；某某版作“吴凡五十三年而亡”，岳麓版改作“五十一年”。

除时间外，还有一些其它数字错误，岳麓版也做了修正。

如《第二十八讲·唐初的域外交通与外教的传入》中，某某版作“（有名的玄奘三藏……）先后译出经典七十五部，计一千三百三十八卷”。岳麓版改作“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又如《第三十三讲·隋唐的制度与学术》中，某某版作“看其地方的出产情形，或纳绢、绫、绘各二丈，绵二两，或纳布二丈四尺，麻三斤，叫作‘调’”。岳麓版除将“二丈四尺”改为“二丈五尺”外，还去掉了“绢、绫、绘”中的“绘”，终作“看其地方的出产情形，或纳绢、绫各二丈，绵二两，或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叫作‘调’”。

改正引文错误

历史书免不了引述古文。在这文字引用上，岳麓版也修正了不少问题。

如《第十四讲·汉武帝的功业》中，引《轮台罪己诏》时，某某版作“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击车师虽降其王，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岳麓版作“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降其王……道死数千人……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又如《第四十三讲·理学的风行与庆元党禁》中，引周敦颐的话时，某某版作“吾此妙心，固启迪于黄龙……”；岳麓版作“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引朱熹的话时，某某版作“心之明，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其理有未穷，故知有不尽。……故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而尽穷之，以求致乎其极”。岳麓版作“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引文之中的标点符号也需注意。有些引文原本并不相邻，引用时应当加省略号，以示中间省略了若干文字。岳麓版在这方面的改进，前述《轮台罪己诏》就是一例。又有《第四十讲·元佑党争及其影响》中，引司马光文章时，某某版作“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濮王以高官大国”，岳麓版作“司马光主张“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濮王）以高官大国”。亦可例证岳麓版于细节处的用心。

改正其它错误

人犯的错，总是千奇百怪。既难以分类，亦无法穷举。这里只能略举一二，“以偏概全”了。

在《第十八讲·佛教的传入》中，某某版作“竺法兰译成《十住经》”，岳麓版改作“竺法兰译成《十地段结经》”。《十住经》应是鸠摩罗什所译，与竺法兰无涉，岳麓版是。

同一章中，某某版作“《历代三宝记》卷一引《朱士行经录》。但此《经录》不甚可靠”，岳麓版改作“《历代三宝记》卷一引朱士行《汉录》。但此经录不甚可靠”。朱士行所著为《汉录》，岳麓版是。然“此经录不甚可靠”一句中，“经录”二字似应同改。岳麓版仅去其书名号而未改易文字，不知出于何种考虑。

又如《第二十八讲·唐初的域外交通与外教的传入》中，关于“开元三大士”，某某版注释作“无畏三藏，中天竺人。金刚智三藏，南天竺人。不空三藏，北天竺人”，岳麓版作“无畏三藏，中天竺人。金刚智三藏，南天竺人。不空三藏，狮子国人”。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地处印度南部海中，与“北天竺”可谓南辕北辙了。

新增编者注

针对上述错误，岳麓版都直接改了书中文字。另有一些不便直接修改原文的情况，岳麓版通过“编著注”进行了指正。

如《第四十五讲·蒙古大举西征的威力》中，关于“当公元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派速不台等平定西辽旧地”，岳麓版有编者注：“据多种史料记载，成吉思汗是于1218年派大将哲别讨灭古出鲁克，西辽由此灭亡。——编者”。

又如《第四十六讲·宋室之亡与元兵出海》中，关于“明年，高丽都统领崔坦据西京等五十余城叛降蒙古，蒙古改西京为东宁府，划慈悲岭为界”，岳麓版有编者注：“据《元史》，崔坦于元世祖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年）十一月以高丽西京五十余城内附；七年正月以其地置东宁府。——编者”。

还有《策六十讲·清初的政略与武功》中，关于“雍正四年，典试江西，以‘维民所止’‘君子不以言举人’‘山径之蹊间’一节命题”，岳麓版有编者注：“传试题为‘维民所止’一节，非历史事实。——编者”。

经粗略统计，全书共有12处“编者注”。其中，有8处用于指出此类知识性错误；其它多用于指出作者与读者所处时期的时间、地理上的不同。

如《第二十讲·两汉的制度》中，关于“司隶校尉部（今陕西中部及东南部，河南西部北部，山西西南部）。豫州刺史部（今河南东南部，安徽西北部，江苏西北部，山东西南部）。……”，岳麓版有编者注：“括号中说明的地理范围，根据的是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与今天不尽相符。——编者”。

又如《第六十四讲·东南藩属的丧失与沿海港湾的租借》中，关于“宣统（爱新觉罗·溥仪）二年，英人更乘机占据了片马，到现在还是一桩未解决的悬案”，岳麓版有编者注：“现在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编者”。

改易标点

标点符号一事，可小可大。作大者观，它上可承句读之学，中可消歧义之门，下可畅诵读之气。正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岳麓版没有放过标点符号这件“小事”。根据改易后的效果，可以将岳麓版所做工作大体分为两类。

使书名更清晰

对书名的改易有二。首先是凡引用书籍，都加以书名号。

如《第六讲·春秋与战国》中，在“王子带召之也（《左传·僖公十一年》”之后的引文中，某某版均作“（左僖十二）”、“（僖十三）”等，与“晋侯（文公）辞秦师而下（时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的格式无异。岳麓版均作“《僖十二》”、“《僖十三》”等，以作显式区分。

其二是通过书名号与分隔符（“·”），明确区分书名与书中篇章。

如《第八讲·诸子争鸣与其背景》中，某某版作“他的学说详见《墨子·五十三篇》中”，岳麓版作“他的学说详见《墨子》五十三篇中”。五十三篇是《墨子》一书现存篇数，而非其中篇章名，不应与“墨子”一同放到书名号内。

又如《第四十三讲·理学的风行与庆元党禁》中，某某版作“《礼记》《中庸》说……”，岳麓版作“《礼记·中庸》说……”。《中庸》虽为四书之一，实为《礼记》第三十一篇。两书并举时，把《中庸》视作《礼记》中一篇章更恰当。

使句意更通顺

于我们一般读者而言，标点符号的主要作用在于断句。断句得法，不仅句意更加通顺，阅读也更加流畅。例如以下三段：

《第二十三讲·晋的统一与八王之乱》中，某某版作“当他和司马懿同受遗诏辅政时，大权在他一人手里 。 又有一班名士拥护他，司马懿不敢和他争权，就称病不出”。岳麓版改作“当他和司马懿同受遗诏辅政时，大权在他一人手里 ， 又有一班名士拥护他，司马懿不敢和他争权，就称病不出”。

《第三十三讲·隋唐的制度与学术》中，某某版作“到了德宗时，便用杨炎的建议，定‘两税制’：以人的贫富，定出税的多少 。 分夏秋两季缴纳，‘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岳麓版改作“到了德宗时，便用杨炎的建议，定‘两税制’：以人的贫富，定出税的多少 ， 分夏秋两季缴纳，‘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

《第四十三讲·理学的风行与庆元党禁》中，某某版作“他说 ： ‘万物皆备于我’ 。 ‘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注脚。’”岳麓版改作“他说 ， ‘万物皆备于我’ ， ‘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注脚。’”

以上都是改用逗号的例子。逗号不主分断而主连接，故修改之后，前后两句关联更加紧密，意思更加贯通，诵读“气口”也更加顺畅。

也有其它例子。

如《第九讲·秦朝的统一》中，某某版作“次当增置燕、齐六郡：广阳　胶东　胶西　济北　博阳　城阳为四十二郡”，岳麓版则增加了括号和顿号，改作“次当增置燕、齐六郡 （广阳、胶东、胶西、济北、博阳、城阳） 为四十二郡”。对同一段中其它空格，岳麓版也都改作了顿号。顿号分隔断句显然比空格清晰得多。

如《第四十三讲·理学的风行与庆元党禁》中，某某版作“到南宋，理学分二大派 ： 朱熹集程颐之大成‘主张穷究万物之理以求一旦贯通。’”，岳麓版改作“到南宋，理学分二大派 。 朱熹集程颐之大成，主张穷究万物之理以求一旦贯通”。此处改冒号为句号，“理学分二大派”的立论就与后句的分述独立开了。

其它

虽然出版说明中说“其余保持作者的行文特色，未做改动”，实际上岳麓版还是改动了不少文本。这些改动在“保持作者的行文特色”的同时，又订正了一些其它问题。这里简要列举几例。

在《第十二讲·汉初的事变》中，提到汉高帝封子刘肥为齐王时，某某版注释说“前见的齐王襄便是他的儿子”。然而刘襄仅在后文出现，前文并未提及。岳麓版改作了“后文的齐王襄便是他的儿子”。

又如《第十六讲·汉室的再建》中，某某版作“至对于地主和地主式的封主（诸侯王），更没有方法去限制他们对农民的榨取”。“至对于”似无此词。岳麓版作“对于地主和地主式的封主（诸侯王），更没有方法去限制他们对农民的榨取”，无碍释义而词句更通。

同一章中，某某版作“从此以后，臣、子、妇对于君、父、夫只有绝对的了”。“绝对的”什么呢？此处当有阙文。岳麓版改作“从此以后，臣、子、妇对于君、父、夫只有绝对的 [服从] 了”。

此外还有一些异体字（如“朱㝢”和“朱寓”、“刘演”和“刘縯”、“疋”和“匹”等），以及“增补了100余幅插图”，这就不待多言了。

部分疑窦

在与某某版的对比中，岳麓版也有若干处令我心生疑窦。在这些地方，若说编缉们没有注意到问题，他们明明做了修改；若说做了修改，编辑们却又留下了另一些问题。

如《第六讲·春秋与战国》中，关于“又过六年，东周君又与诸侯谋伐秦，秦使吕不韦灭东周”，某某版对“又过六年”注释为“公元二四六年”，岳麓版改为“公元前二四六年”。“公元二四六年”固然大错特错，“公元前二四六年”却不是正确答案：吕不韦灭东周，应在公元前二六九年。

在《第九讲·秦朝的统一》中，某某版作“《周书·作雒篇》说：‘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岳麓版作“《逸周书·作雒解》说：‘千里百县，县有四郡。’”书名孰是姑且不提。就引文而论，我查到是“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不知是否我漏了什么资料？

在《第二十三讲·晋的统一与八王之乱》中，关于“毌丘俭”，某某版和岳麓版都注释为“毋丘俭，毋丘复姓，毋读为贯”。然近来的研究似乎认为“毌”应读作“母”。可参考知乎这位答主的总结：「毌丘」「毋丘」「母丘」哪个才是这个复姓的正确写法？。

在《第四十讲·元祐党争及其影响》中，某某版作“仁宗无子，以太宗曾孙李实为皇子，赐名曙”，岳麓版作“仁宗无子，以太宗曾孙忠实为皇子，赐名曙”。查《宋史》可知“景祐三年，赐（英宗）名宗实……”。由此而论，两版皆误。

另有几处字体繁简的细节，岳麓版也颇令我不解。

在《第七讲·周朝的制度》中，（辟雍）“是王世子、诸侯世子、卿大夫元士的适子（嫡子）和国内俊选之士学习之所”一句中的“适子”一词，岳麓版用了简体的“适”。然而在《第七十七讲·日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中，“见胡適所著《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译文”一句中的“胡適”却用了繁体的“適”。

《第二十九讲·武后的活动与时局》中的“狄仁傑”，岳麓版全用繁体“傑”字。然其他人名中的“杰”字，如《第四十六讲·宋室之亡与元兵出海》中的“张世杰”、《第六十五讲·义和团与<辛丑和约>》中的“刘杰”，则仍用简体。《第三十七讲·宋辽澶渊之盟》中的“寇准”，岳麓版用了繁体“凖”。其它如“准噶尔”等仍用简体。

当真是“趣舍万殊、静躁不同”。

老书不老

虽有前述各种修订，岳麓版《开明中国历史讲义》仍基本保持了这本老书的原貌。可以说，这既是这本老书的一次新生，也是它固有生命力的又一次勃发。

可知老书不老，其生命力不在装祯，而在内容。

那么，这本《开明中国历史讲义》的内容中，蕴含了怎样的生命力呢？

历史如弱水三千，史家只能取一瓢饮。选取哪些史料，如何阐述史事，又该怎样分析、评论，是每本史书都绕不开的课题。我且这三个课题入手，斗胆一论吧。

有言在先：以下只是我个人观点。

选取史料

从本书目录上，就略可看出作者选材的方略，大体上可按轻重总结为以下几个方向：内政、制度、文化、外交、军事。要而言之，即古人常说“内政外交、文治武功”八个字。具体到每一讲都涉及哪些方面，过于庞杂，恕不备述了。

美则美矣。小子看来，“犹有未树也”。

首先，农业生产、商业贸易似乎被忽视了。

严格来算，倒也不能说忽视。作者似乎把它们归入了“文化”的行列：

文化并不是高深玄妙的东西，具体的表现便是生活的享受。明白点说，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生活方式，便是文化。

人类的文化，就是人类的生活，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人类要生活，就须在社会谋相互的分工合作，这种社会内相互的分工合作，就叫做社会的生产关系。但社会的生产关系是由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生产工具又决定了生产方式（譬如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是耒耜、纺车、锯、斧之类）。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物质的生活方式，如衣、食、住、行，便叫做物质文化。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精神的生活方式，即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宗教、法律、政治、艺术、哲学都叫做精神文化。

所以只要生产方式一有变动，则文化也随着变动。

另外，在讲到各朝制度时，作者也会在“田制和税法”、“钞法”等段落中略讲一讲当朝的田亩制度和货币政策。

以文化的视角看生产贸易，总归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从税法钞法的角度讨论经济，则失之“只见一斑，难窥全豹”。讲到对外交往时，更是全重文化交流，而不及商贸往来，未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其次，魏晋南北朝的制度、文化似乎被跳过了。

无论是制度方面的“九品中正法”还是文化方面的清谈玄学，都只在《第三十三讲·隋唐的制度与学术》中，作为隋唐的背景被简单带过。尤其是清谈玄学，作者一方面称它“自有其思想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对它惜墨如金，多少有点自相矛盾：

魏、晋以来，经典研究虽不及两汉，而清谈玄学亦自有其思想史上的地位。到了隋、唐，因科举制度的施行，士大夫以经义为猎官的工具，于是思想学术都呈衰颓之象。

第三，所选史料不乏稗官野史。前述“维民所止”即为一例。

又如《第五十一讲·明太祖的开国方略》中，讲到朱元璋猜忌好杀时，作者引了徐一夔、僧来复等人为例。然此二人及其它若干相似的“文字狱”案例，最晚至清光绪时就已全部考证清楚，都是无稽之谈。

随后的《第五十二讲·明成祖的刻忌与事功》中，关于明成祖灭方孝孺十族、“惠帝于京师攻破时不知下落，民间纷纷传说他逃亡在海外。成祖也很疑心，便借招谕南洋诸番的名义，先后命宦官出海访查，其中以郑和为最著名”等事，也采自民间传说，可信度不高。

有前两条，尚可谓不如班、马，无伤大雅。有第三条，却好似房、宋，可为一叹。

阐述史事

古人写史，多用“春秋笔法”。本书基本没有这个问题。只在部分细节上，有些说法似乎值得商榷。

再次声明，这里所陈是我个人观点。

如《第三十三讲·隋唐的制度与学术》中提到“所以当时中央政权，已由一省独掌，一变而为三省同掌”；而《第五十讲·辽金元的制度》中，虽提及了“元世祖始定内外官制，内官取三权分立：设中书省以总揽政务，枢密院以主兵事，御史台以司黜陟”，却未提及这中书省是由隋唐的“三省同掌”而复归“一省独掌”。由一而三、由三而一，同是制度改革中的大事，不应厚此薄彼。

又如《第三十六讲·宋的统一与初政》中，作者提及了“三冗”中的“冗军”、“冗费”，却未提及“冗官”。“三冗”问题始终困扰宋朝政府，也是后续《第三十九讲·王安石与新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其二而缺其一，不太妥当。

以上可归为应讲而未讲。另有一些则不应作如是讲。前述“毌丘俭”的读音即为一例。

又如《第二十七讲·隋唐的过渡与唐太宗的功业》中，作者说“突厥是现在中国五族中回族的祖先”。然回族祖先并不止突厥一支。即于突厥诸部之中，也只有回鹘一部可能与回族有关，其余铁勒、黠嘎斯、葛逻禄等基本无涉。只说突厥，未免武断。

此外，《第四十八讲·元代的政治及其影响》中提到：

当时他们把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蒙古以外的各部族人，叫做“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凡各种行政机关，其行政长官必用蒙古人或色目人，汉人与南人只能做到副贰。元仁宗时，参酌中国旧制，仿行科举，但汉人、南人只能列名左榜。

元朝虽实施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却并成体系的“四等人”制度。终元一朝，蒙古人也有为奴为婢者，汉人南人也有作威作福者。“四等人”之制，实当别论。

分析评论

自“太史公曰”以来，史家们总爱在记叙之后来一段“赞曰”、“史臣曰”，以发表自己的意见、阐述自己的史观。本书没有专门篇章的“作者曰”，而将分析评论散在各讲之中。

遗憾的是，在“选”、“述”、“论”三事中，作者的“论”最令我失望。

首当其冲的一点，有不少的史事，作者都将其归因于“时势”、“趋势”、“自然而然”。

例如，在《第三讲·尧舜禅让与洪水》中，作者将“尧便禅位于舜，舜又禅位于禹”归于“时势使然的自然结果”；在《第四讲·夏商的政教》中，将“传贤传子”都归为“时势逼出来的局面，在当时身历其境的人或许倒初无容心的”；在《第六讲·春秋与战国》中，也说“当时的兼并之迹已豁然显露，有附庸蔚为大国的，有家臣坐大因而侯封失守的，都是那时自然发展的趋势”……

所谓“时势”、“趋势”，本就是时人都这样做，才形成了某种“势”。用它来解释原因，无异于“大家都在这样做，所以我也这样做”，实在没有什么解释力。至于为什么“大家都这样”，“时势”、“趋势”只能陈述现状，无法解释其原因。总之，用“时势”、“趋势”来解释“为什么”，太过敷衍。

“自然而然”四个字呢，又经不起比较：为什么中国“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了这样的事件、历史和文明，西方又“自然而然”地结出不同的果实来呢？这“自然而然”四字，是否掩盖了某些更深层的原因呢？

其次，作者在部分立论中提到的观点，与前后论述颇有脱节。

如《第六十一讲·鸦片战争的惨败》中，作者在篇末说道：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势力随武力而俱来，使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根本动摇。中国不及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早已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取给所和商品竞卖场了。从此以后，整个的中国民族全在帝国主义的束缚之下，因生产方式的落后，中国民族在全世界上变为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了。同时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他们是处于文化较高的地位，和过去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外来民族完全不同了。因此，我们对于鸦片战争要有明确的认识，不可和过去的外来民族的侵入等量齐观，同时对于鸦片战争以后的史实，要加以深切的注意！

然而，这段文字之前所述是英军船坚炮利，之后所讲则是《第六十二讲·太平天国的革命与捻回的响应》。这“生产方式的落后”、“文化落后”，具体落脚在哪些方面呢？

又如《第六十七讲·预备立宪的前因后果》中，作者讲到：

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完全是一班怕彻底改革的士大夫们的改良主义，而清朝的允许立宪，也完全是一种敷衍政策。但时势的亟变，已失去了大多数人民的信仰的清朝，决不是改良主义或敷衍政策所能挽救了。所以不多几时，如火如荼的革命军便在武昌爆发，把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朝摧枯拉朽地推翻了。

“失去了大多数人民的信仰”这一条，本讲中似乎也未涉及。

就观点而论，上述两段我都极为赞同。可是，再正确的论点，也不能脱离论据存在，更不能与论据相悖。倘若我先抄十页《圣经·创世纪》，再提出“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相信诸君也不会买账吧？

老而弥新

投笔回眸，似乎指摘得多而褒扬得少了些。其实本书在阐述“内政外交、文治武功”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叶圣陶先生所谓“把五千年来朝代的递嬗，民族的融合，疆土的开拓，文化的演进，以及社会状况、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变迁、外交局势转移等，作扼要的叙述”，实在太谦虚了些。

读通此书，于五千年文明脉络、历史沿革，当有“不会做诗也会吟”之效。

至于我的指摘，一来是个人观点。二来，实望读者诸君勿以“老先生”、“老书”为念。读史书，一定要带着自己的思考、结合自己的观点来读——即于我这书评，也应辩证、批判地看待。尤其我辈坐拥信息技术之利，倘不能“当仁不让于师”，反而迷信“老先生”、“老书”，把“尊老”变成了“泥古”，那这本老先生的老书，就要变成“老而不死”的僵尸了！

老书不老，其生命力绝不在“老而不死”。在老书的基础上、在老先生们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新人、新思想、新事物，才是“老而弥新”的生命力所在。

开明书店

本拟再聊一聊开明书店的渊源。一想又不妥当。

这书是岳麓书社的新版，这评是给岳麓新版写的，这里应当算作岳麓书社的主场。在岳麓书社的主场上谈开明书店，大有抱着戈薇聊桔梗的派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丈夫不为作死之举。还是免开尊口的好哈哈哈。

只说一句吧：开明书店已经“重敲锣鼓再开张”了。新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21号，欢迎大家来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