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模型

“模型是用数学公式和图表展现的形式化结构，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掌握各种模型，可以提高你的推理、解释、设计、沟通、行动、预测和探索的能力。”——来自《模型思维》。

对这段话中提到的模型的作用，个人归了一下类： 理解、解释、推理、预测能力；即分析问题、解释已知数据、推测或预测未知情况的能力。 设计、沟通、行动能力；即更加高效准确地指导行动的能力。 探索；跳出各种条条框框，探索全新世界的能力。 虽然上面这段话主要针对一些比较基础的模型，但是也可以触类旁通，借助这个思路来理解AI大模型，并且从比较宏观的层面上考虑大模型可能的应用方向。

比如，考虑理解、解释能力，大模型可以充当一个知无不言、问无不答的家庭教师或咨询师，因而可以在教培、咨询等行业发挥作用。推理、预测能力更不必说，量化交易、资管估值等方面已经出现了相关的探索和应用。从设计能力角度看，画图（包括流程图、UI设计图等）已经是基操勿六。从探索能力看，生物化学领域探索各种新的催化剂、催化酶，以及探索各类基金组合、融资组合等，大模型都可以一展身手。

再具体一点来说，可以先理清自己对大模型的理解、以及自己所掌握的AI能力侧重哪一方面，然后再从这个方面出发，去寻找落地应用的方向。

上面是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是从AI的能力入手，也就是从数据、算法、算力入手。

要充分发挥AI大模型的能力，就必然要满足它对数据、算法、算力的需求。然而，在落地应用时，这三个能力却往往要受到各种限制。例如，数据面临安全问题、数据量问题、数据打通问题等；算力面临成本和部署方式问题——算力成本有时恰和数据安全矛盾；算法面临可解释性、可调试性问题，随之又有适用性问题。三者综合起来，还有“AI幻觉”问题。产生AI幻觉的原因，可能是数据尽量不够（数据问题）、训练量不够（算力问题），也可能是生成式算法本身的问题（算法问题）。即使能确定原因，谁又能保证当前的数据量够了、训练量够了、算法没问题呢？

从这个思路入手，也许我们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既然AI的这三项能力总会受限，那么我们在AI落地时，是否可以寻找对这些限制不那么敏感、或者限制比较宽松的行业？比如，如果某个行业对数据安全不那么敏感，或者有海量的公开数据可供使用，那就可以绕开对数据的限制。如果某个行业对算法的可解释性、可调试性要求不那么高，那就可以绕开算法方面的限制。如果某个行业对AI的生成结果没有强依赖，或者总是可以由人工矫正，那就可以接受AI幻觉的存在……

回头看一看，画图、写作、写代码……似乎基本都绕开了三项能力上的约束，因而迎来了AI的“爆发”。

这样一盘算，能够落地AI应用的行业似乎不好找。相对来说，跨行业的、通用的“生产力”似乎更容易切入。比如AI写作，比如智能客服，比如智能面试官……尽管有些差强人意，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它们至少证明了一点：从“生产力”的细分领域切入，比直接从大行业切入更有“抓手”。这是写到这里冒出来的第三个想法。

关于自动服务和人工服务

故宫取消人工售票窗口，改为线上售票，已经是陈年往事了。医院的挂号、缴费、取药等窗口，是否也可以参考故宫，全部改为线上的、或者自动化的服务呢？

故宫改人工为线上之所以可行，我觉得，主要有这样两个原因。

首先，售票过程中，游客和售票员之间的沟通交流比较少、比较简单。我能想到的复杂问答，无非就是“能不能买老年票”、“买特展联票还是单买故宫的票”之类。这些问题在线上购票中也会遇到，但可以借助完善的流程、提示或文字等，由系统向游客说明，而不必非得由人工客服来整合信息、解答问题。因而，由线下改到线上，对游客的影响并不大。

其次，在线下售票和线上售票的抉择中，故宫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现场游客太多带来的拥堵问题乃至踩踏风险。如果保留线下售票，很容易想见：在不知道当天还有没有票的情况下，一定会有大量游客络绎不绝地赶来售票窗口买票。这些游客既加剧了现场的拥堵，自己的游览体验也很差。取消线下售票、全部改为线上，于故宫、于游客，可谓两便。

医院是否可以效仿故宫，把挂号、缴费、取药等窗口也从人工服务全部改为线上服务或自动化服务呢？

这种改造有一定可行性，线上挂号、扫码缴费已经落地，扫单自动取药也并非难事。问题在于“全部改为”是否合理、是否必要。

对照故宫的两个原因，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不行。

医院这些窗口服务中，人与人的交互一定比景点售票窗口更多更复杂。挂号时询问该挂哪一科，缴费时询问医保事项，取药时询问服药禁忌，恐怕只是最简单的几个问题。让自动化、智能化服务来作答，十之八九要演变成机“气”人。如果把这些工作都推给导诊台、护士，不过是以邻为壑，顾头不顾腚罢了。

而对解决人流拥堵问题，除了网上挂号之外，其它自动化措施恐怕作用不大。游客买完票就可以一路畅游，病人们挂完号等待才刚刚开始。毕竟，医院最大的堵点是医疗资源——医生，设备，床位——的相对不足。

除此之外，医院窗口的全面自动化，可能还有一项潜在风险：如果因病人不熟悉自动化服务而影响了治病，该怎么办？诚然，人工服务也免不了这类问题，但人工服务的灵活性使其面对疑难问题时可以事急从权或呼叫援助，自动化服务能有这样的灵活性吗？一旦卡在某个环节，其后果可远非“算了下次旅游再去故宫好了”这么简单。

当然，肯定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考虑。小念头嘛，点到为止了。

关于解构的具体和抽象

解构到某种抽象层次上，任何高尚都会被解构为庸俗。例如爱，虽然它以利他、付出为第一要义，但借助“奖励-期待-动机-行为”这一模式，我们仍可以将其层层解构为“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期待”乃至“为了满足自己”。这样一来，哪怕的是伟大的母爱，高尚的爱国主义，都会被解构成庸俗卑下的自私自利、精致利己。

怎么破解呢？

只要让讨论的事物具体一点，看看“自己的某种期待”是什么，情况就不同了。有的爱是期待看到一个自强自立的中国，有的爱是期待得到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诸如此类。只要具体到这一层，就可以从庸俗中看出高尚，从虚无中建构意义了。

陀神说：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大约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关于红楼梦

红楼梦写的是什么？个人理解，红楼梦写的只是现象，是几乎每个人都注定没有好下场的现象，也是这些人组成的家族集团注定没有好下场的现象。这种现象与个人命运或者自身努力无关，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病根”。

例如四春，无论具体的结局如何，都逃不过沦为家族的工具人，成为家族——无非是更大或更小的家族——巩固自己统治秩序的工具。男性也是如此，无论有怎样的个性或趣旨，都必须走之“仕途经济”之路，成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

如果这家族集团还有那么些可取之处，为它牺牲也许还值得称颂。可惜的是，荣宁二府中人“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竟至于只剩门口的两个石狮子还算干净。为这样的家族牺牲自己，不仅无足称道，简直自甘下流。

何止自甘下流，甚至会为虎作伥。贾政当年被他爹当贼一样打，如今也下死手的打宝玉。女孩儿们在家时如同珍珠一般，嫁人了就变成死鱼眼睛了。

即使某一代中出了一两个顶梁柱，能够为家族撑起门面、延续气数，又能延多久呢？大厦将倾、一木难扶。在大势所趋面前，一两个人的能力不过是螳臂当车、回光返照而已。

“封建家族”就是这样一个怪物。它自身在势不可挡的衰败、腐烂，仅指望着靠吃人来维持生命。被它吃下的人，又变成它的伥鬼，为它寻找新的食物，甚至不惜献祭自己的儿女。越是吃人，这个怪物腐烂得就越快；腐烂得越快，它的胃口也就越大；胃口越大，就越要多吃人；越要多吃人，抵抗、反抗它的力量就越大——终将有一天，人们会揭竿而起，把这个怪物彻底打入地狱，永世不得轮回。

但红楼梦远远没到这一天。无论在书中的时代，还是在作者的时代，这个怪物都还有强大的力量。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怪物的面前，人人都注定没有好下场。

至于为什么没有好下场，作者虽然明里暗里写了很多方面，但似乎并没有深入讨论。没有生存本领是一个方面；“安享富贵者极多，出谋划策者无一”是一个方面；“富不过三代”是一个方面；皇权、官场磨刀霍霍是一个方面；世俗容不下这样一个大观园是一个方面……还可以有很多方面，就见仁见智了。

从这个角度看，《红楼梦》有点像曹禺的话剧《日出》：有的人在挣扎，有的人在狂欢，有的人在做梦，有的人在旁观……但无论是谁，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都不可能有好下场。甚至连幕后操纵者金八爷，也不过是更幕后的操纵者脚下的一条京巴而已。甚至连男主角方达生，如果不能觉醒、转变为战士，就他这个天真无邪的心性，迟早会被吃干抹净，连骨头都剩不下。

关于王阳明

读了一点《传习录》，实在读不下去了。对阳明心学，我真是系统性地合不来。

首先，对宋儒建构的“泛道德”世界观，我不仅不认同，甚至可说很反感。由此出发，我也不认同“性善论”。而这两条恰是阳明心学的基础，“心即理”、“致良知”都建立在它们之上。“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其次，在方法论层面，我也只是“半信半疑”。例如著名的“知行合一”，我更倾向于从认知行为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因此部分认同而部分不认同。至于不要争辩而重静坐、静思……这一方法显然是由心学的世界观发展而来，我可就难以接受了。

如果认为辨名析义、往复讨论只是在咬文嚼字，只是在把精力浪费在文字表达上，因此而不鼓励讨论，那就是一叶障目、因噎废食了。的确，有些讨论是在咬文嚼字，但咬文嚼字正是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基础。如果不先在语境、语义上取得一致，后续讨论就无异于鸡同鸭讲。

当然，有些东西确实“不能”争辩。因为理越辩越明、越说越清楚，但有些东西却不能说清楚。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一旦把话说清楚了，“道”也就被解构了。被解构之后，很多东西就会失去意义、陷入虚无。这可不是谁都有意愿、有能力去面对的。

总的来说，对我而言，阳明心学有很大的局限。用在个人道德层面修身修心，它也许是不错的法门。如若扩展到探索客观世界规律，用于求知求学，心学的观点就很难说服我了。

关于劣币驱逐良币

我认为劣币驱逐良币的根本原因，是“面值”脱离了“价值”，或者说，是评价体系脱离了实际价值。

以我国古代铜钱为例。一般来说，它的“价值”是钱币的含铜量；“面值”自不必说，即“半两”“五铢”等。面值相差N倍的铜钱，其价值也应相差N倍：面值十文的铜钱，其含铜量也应是面值一文的铜钱的十倍。

如果有外部因素导致铜钱的面值脱离了其价值——例如只用有形的手强制规定铜钱面额，而又不能保证其含铜量，此时铜钱的评价体系就脱离了其实际价值，转而依赖这枚铜钱的官方背书了。

铜钱的价值只看官方背书，不看成色如何，那么一定会有人拿两枚铜钱熔铸成三枚：尽管这种私铸钱成色差、含铜量少，但它和官铸钱具有同样的购买力。久而久之，足色的官铸钱越来越少，成色差的私铸钱越来越多，就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转换到现在，以打工人为例。一般来说，打工人的“价值”是他为公司创造价值、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面值则是职位、薪资等回报。如果脱离了这一“价值”，转而以跟老板的裙带关系、或者以内卷程度（例如加班时长）来判定“面值”，那么，有能力、有价值的人很快就会被有关系、能内卷的人挤走。这就是职场上的“劣币驱逐良币”。

关于镜子里的上下左右

照镜子时，不难发现镜子里的人左右颠倒了——我们抬起左手时，镜中人却抬起了右手。但是，镜中人并没有上下颠倒，仍然是头上脚下的站着。

为什么会出现左右颠倒而上下不颠倒的现象呢？

首先，我们是如何辨认“上下”、“左右”的呢？当我们说“头上脚下”的时候，以什么标准判定头在上、脚在下呢？当我们说“从右侧车门下车”时，又是以什么为基准判断左右的呢？

我个人理解，我们是以“重力的方向”来辨别上下。当眼睛能看到地面时，自然就认为重力指向地面，那么离地面更近的是“下”，更远的则是“上”；如果看不到地面、但是能感受到重力时——例如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此时通过身体感受，我们仍然能够分辨上下。但是，如果眼睛所见和身体所感出现矛盾时，例如倒立着看世界、或者在“大摆锤”上转几圈，对上下的感知就容易紊乱。

而左右呢？我认为，“左右”是以“前后”为依据来判定的。面朝前方时，我们的心脏偏向的方位就是左边，另一个方向就是右边。当地铁广播响起“本站将开启左侧车门”时，我们必须先确定列车行进方向，然后才能判断哪扇门在“左侧”、哪扇门在“右侧”。

画一画光路图就可以发现：即使在镜子里，我们的头依然比脚离地更远。因此，镜子里的“上下”不会颠倒。

但是在镜子里，我们的“前后”颠倒了：我们本是面对着镜子，镜中人却面对着我们。前后一变，左右也就跟着变了，我们的左手就成了镜中人的右手。镜子就这样颠倒了左右。

了解足球的人应该都看过点球。在罚点球时，罚球队员和守门员是面对面的，就如照镜子的人和镜子中的人一样。因而，罚球队员和守门员的“左右”也是颠倒的。这和镜子颠倒左右的原理是一样的。

由此推论，如果我们无法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或者胸膛、肚皮等能表达前后的信息），那就不会发生左右翻转的“错觉”。我想，可以设计一个这样的实验来验证。首先，在墙上贴一个水平方向的箭头，然后从镜子里去看它。如果没有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那么这箭头绝对不会出现左右颠倒。否则，至少会有短暂的迷惑和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