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 伊万·伊利奇之死
作者：列夫·托尔斯泰著，于大卫译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背景
【译后记】
来自本书《译后记》章节
托尔斯泰伯爵本人，继一八六八年经历了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之后，陷入了持续性的精神危机，文学活动随之转向，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文学贡献便是这部中篇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
是他，而不是周围的人，逐渐认识到自己的生活“不对头”，认识到他人的虚伪和谎言，最终以死亡（或再生：分析家们认为，结尾处伊万·伊利奇落入的黑袋子是一种绝佳的象征，既可理解为致死的病因——肠子，也可理解为育发生命子宫）逃脱了异化他的世界。
他生活在虚伪和谎言中，生活在“不对头”之中。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对人的异化。
死亡，使他意识到了这种异化，使他摆脱了这种异化。
小说结构的独创性还表现在章节的时空设定上。
wow，细想想还真是。
小说中的生与死一直呈现对位状态，有情节，也有人物。
生与死，在人生中也是对位呈现的。
苏格拉底说：哲学就是练习死亡。
练习死亡。是不是可以说，人生就是练习死亡。
一次次的死亡练习成就了思想家托尔斯泰，也使他成为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可以说，没有伊万·伊利奇，就没有卡夫卡的萨姆沙，没有加缪的默尔索。
内容概要
情节梗概
遵循社会规约、遵照众人期望过了一生，怎么会“不对头”呢？
社会把人异化了。可是死亡带来的痛苦，是因为社会对人的异化导致的吗？肉体的痛苦蔓延到精神的痛苦，把肉体的痛苦归因于生活与人生，似乎有点……？
人物速写
伊万·伊利奇·戈洛文
主角，标题所指“伊万·伊利奇”。
高等法院的委员，枢密顾问、某种不必要机构的不必要成员。看来是靠父荫得到的官职。
一八八二年二月四日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有一个女儿，看来已经订婚了。
有一个儿子，十三四岁，还在上学。名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戈洛文娜
伊万伊利奇的妻子。父家名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米赫里。
伊万·叶戈罗维奇·舍别克
司法机关的委员或检察官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司法机关的委员或检察官
彼得·伊万诺维奇
司法机关的委员或检察官。
彼得·伊万诺维奇曾是伊万·伊利奇法律专科学校的同学，认为自己受恩于伊万·伊利奇。
施瓦尔茨
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同事
读后感想
个人观点
我认为，托翁想从对死亡的恐惧出发，借由家人、仆人、同事们在伊万伊利奇死前死后的态度和表现，反省伊万伊利奇人生中的“不对头”之处，得出不应该按“上流社会”的规矩或“身居高位者”的期望来生活的结论。
那么，应该怎样生活呢？本书没有明说，只在对仆人格拉西姆的身上有所暗示。结合托翁的一贯观念，可以推测他想说的。
但是，本书的逻辑性，思绪的关联性，让我迷惑。伊万伊利奇的思想，起于身体的病痛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他是如何转到反省人生上去的呢？是“为什么自己要承受这样的痛苦”，还是看到了妻女对自己的态度？也许，这是一个值得二刷的点。
托翁为什么有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写这样的主题，译者在《译后记》中已有说明。《译后记》还解析了写作手法之妙笔，可谓一篇出色的解读。除译者提到的之外，我对托翁在本书中的心理描写颇感震惊。在我映象中，托翁更像社会学家而非心理学家。他也描写心理，但远不如他擘画社会。他在《复活》中刻画的聂赫留朵夫思想转变和内心斗争的过程太过轻易、单薄，我至今无法接受。尤其当时刚读完陀神，对比太强烈了。而在本书中，托翁可谓证明了自己。
最后，也从对死亡的恐惧开始聊点一孔之见。
人为什么会惧怕死亡？除了身体的痛苦之外，也许还有对未知的恐惧。正如哈姆雷特所说：在那死的睡眠之中，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梦境在等待着我们，这不能不令我们顾虑躇蹰。
但未知并不全然代表可怕。那从未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有可能是硫磺地狱，却也可能是极乐世界。未知不足以解释死亡之可怖。
《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豪气干云地说：“我的死亡我会接受，无论宙斯与众神何时让它实现”。《奥德赛》中他却怨气冲天地说：“我宁愿在人间为奴，也不在阴间称王”。何以前倨后恭呢？
不多解析《荷马史诗》，只说结论：因为希望。死在特洛伊，将给阿喀琉斯带来无上光荣，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在冥界即使称王，也无法再给他增加一点光彩。而在人间即使为奴，他仍有希望为自己赢得荣耀。
剥去荣誉这一具体的目标，泛泛而论，每个人都抱着希望生活。而死亡，正如但丁在地狱大门上所见：一入此门希望全无，死亡将全面且彻底地断送人生的希望。从这一点来说，对死亡的恐惧正来自人们对生活所抱持的希望。
“一入此门希望全无”，带来的除了恐惧，应该还有悔恨、不甘、不舍、痛苦等等。如果被死亡夺去了希望，个中悔恨、不甘可想而知。如果在临死时发现，自己若干年的人生都与希望的方向背道而驰，或者说，自己追寻了若干年的希望竟是缘木求鱼，这种痛苦恐怕还不如一死了之。
伊万伊利奇遭受的正是这种痛苦。
推荐建议
可以和读书笔记_傻子伊凡一起读。初读之下，故事都有一点乏味无聊。深入了解，会有新的滋味。不仅可以了解托尔斯泰的思想，也可以探索一下自己对死亡的想法。
摘录笔记
第1章
“先生们！”他说，“伊万·伊利奇死了。”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戈洛文娜沉痛通告诸位亲友，其钟爱的丈夫、高等法院成员伊万·伊利奇·戈洛文于一八八二年二月四日逝世。出殡定于星期五，下午一时。”
听说伊万·伊利奇死了，聚在办公室里的每一位最先想到的，是这人的死对委员们本人或其熟人的调动或晋升会有怎样的意义。
有时候会觉得，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欧美社会，人际关系中的铜臭味会更加赤裸裸，也更加浓烈。
我有预感，没这么简单。
“现在应该请求把内弟从卡卢加调过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想，“妻子会很高兴，这样就不会说我从不为她家人做什么事了。”
“我早就想，他这一病是起不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脱口说出这句话，“真遗憾。”
心口不一的家伙。
除了这一死亡唤起每个人考虑职务上的调动与可能的变化，能够与这场死亡相随而来的那些事，相近的熟人之死这一事实本身，在所有听闻此事的人心中，如往常那样，唤起了一种喜悦之情，即死的是他，而不是我。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有点我倒勉强能够理解和接受。
死者躺着，正如死人通常躺着的模样，特别沉
特别沉。
坐上这把软凳，彼得·伊万诺维奇回想起伊万·伊利奇布设这间会客室时，恰好跟他商量过这种玫瑰色带绿叶的装饰布的事。
难得这位宾客还会想起死者生前的事情。
在这把软凳上安坐下来都好麻烦……
“三天三夜可怕的痛苦和死亡。毕竟这种事有可能马上、随时发生在我身上。”他想，转瞬间他开始感到害怕。但立刻，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惯常的念头来帮他的忙了，即这事发生在伊万·伊利奇身上，而不是他，他身上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这样想，他就会屈从于阴郁的情绪，这是不该做的，正如这一点在施瓦尔茨的脸上明显表露的那样。
托翁……描写人物心理……印象里少有这么细致的。
她（遗孀）想要了解的是，能不能设法再（从国库）多抠出点儿钱。
这时楼梯下面露出了上学的儿子那小小的身影，跟伊万·伊利奇像极了，这简直就是小伊万·伊利奇，彼得·伊万诺维奇记得在法律专科学校时他就是这个样子。他那双眼睛哭过，是那种十三四岁心思不纯净的男孩子常有的模样。男孩一见彼得·伊万诺维奇，就变得一脸严肃，害羞地皱起眉头。
在暗示什么吗？
“还不晚。我还要顺路去一趟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那儿。”彼得·伊万诺维奇便去了那里。果然，正赶上他们打完了第一圈，他乘便做了第五位牌手加入进去。
第2章
伊万·伊利奇一生的过往经历是最简单最平常，也是最可怕的。
他是官员之子，父亲在彼得堡各部委和司局成就的那份功名，能把人置于那样一种地位。尽管到头来那些人明显不适合担任任何重要职务，但他们还是可以凭借自己长期的既往服务和自己的官阶而不被驱逐，因此他们会得到凭空构想出来的虚职和不虚的几千卢布，从六千到一万，这些钱让他们一直活到老迈之年。
还是描写社会的托翁更犀利。
伊万·伊利奇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在法律专科学校时他就已经是以后持续整个一生的那种样子
后来，看见那些行为也是高高在上的人们在做的，也不认为它们是坏事，于是他虽然不认为它们是好事，却也完全忘记了它们，回忆起它们也一点儿都不难过。
官本位么……
以十等文官的身份走出法律专科学校……乘车去外省就任省长特派员的职位，那是父亲为他弄到的
公职事务上的他，尽管年纪轻轻又热衷轻浮逸乐，还是极其谨慎、正规，甚至严厉。但在社会交往中他常常爱玩、俏皮，而且始终和善体面，是个bonenfant[原文为法语，意为“乖孩子”。]，他的长官和长官妻子就是这样说他的，在他们那里他是自家人。
（情人、调情等）但这一切都带有那种正派行事的高格调，以至于这一切不可能用坏词儿来称谓，这一切只适于归到那句法国格言的名目之下：il faut que jeumesse se passe[原文为法语，意为“青春自有其时”。]。一切的发生伴随着干净的双手、干净的衬衫，伴随着法国人的话语，而最主要的，是在最上流的社会里，因此，也伴随着身居高位的人们的认可。
得到身居高位的人们的认可
（五年后）伊万·伊利奇被人推荐一个预审法官的职位，伊万·伊利奇接受下来，尽管这一职位在另外的省份，而他必须抛下建立好的关系再去建立新的。
预审，预审法官。嗯，莫名想起在卡夫卡《审判》中提到的预审了。
若说伊万·伊利奇结婚是因为他爱上自己的未婚妻并发现她认同自己的生活观念，那是不公道的，就如同说他结婚是因为他社交圈里的人们认可这位配偶一样。伊万·伊利奇结婚出于双重考虑：得到这样一位妻子，他为自己做了一件愉快的事；与此同时，他做了身居最高位的人们认为是正确的事。
为身居高位的人所认同。
从妻子怀孕的头几个月开始，出现了某种新的，令人意外、不快、沉重和不体面、无法预料且怎么都无法摆脱的情况。
……
他明白了，夫妻生活——至少，与他的妻子生活——并不总是能够促进生活的愉快和体面，而是相反，经常会破坏它们，因此必须保护自己免遭这种破坏。
当妻子变得越来越易怒和苛求，伊万·伊利奇便越来越将自己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公务上。他变得更爱公务，也变得比先前更追求功名。
哈哈哈，传说中，热爱加班的人大多有一个不幸福的家庭……
他对家庭生活的要求只是这些便利：家常便饭、女主人、她可以给他的床榻，以及最主要的，是由公众舆论确定的那种外表形式的体面。
外表形式的体面。
伊万·伊利奇被推崇为好官员，三年后被任命为副检察官。
在一个城市供职七年后，伊万·伊利奇被调到另一省份的检察官职位上。……家庭生活对伊万·伊利奇来说变得更不愉快了。
托翁的这些素材……来自哪儿？
第3章
这一年（1880年），伊万·伊利奇的生活最为艰难。
伊万·伊利奇等着大学城主席的职位，但霍佩不知怎么抢在前头，得到了这个位子。伊万·伊利奇很气愤，开始指责，跟他以及跟直接上司争吵。他开始受到冷落，下一次的任命又绕过了他。
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其间伊万·伊利奇在露台上走来走去，他决定去彼得堡托人说情，以便惩罚那些无能赏识他的人，转到另一个部去。
wow，冲冠一怒……去走后门
伊万·伊利奇这次出行获得了惊人的、出人意料的成功。在库尔斯克坐上头等车厢的Ф.С.伊林——他的熟人，通告说库尔斯克省长刚收到一份电报，部里这几天要发生变革：彼得·伊万诺维奇的职位要任命给伊万·谢苗诺维奇。拟议中的变革，除了本身对俄罗斯的意义，对伊万·伊利奇具有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推出了新人彼得·彼得罗维奇，很显然，还有他的朋友扎哈尔·伊万诺维奇，这对伊万·伊利奇来说最为有利。扎哈尔·伊万诺维奇是伊万·伊利奇的同事和朋友。在莫斯科，消息得到了证实。来到彼得堡，伊万·伊利奇找到扎哈尔·伊万诺维奇，得到承诺在自己先前的法律部谋个合适的职位。
这个人事变动我有点没懂。
彼得·伊万诺维奇的职位要给伊万·谢苗诺维奇。彼得·伊万诺维奇让出了自己的职位，然而这一变化“推出了新人彼得·彼得罗维奇”，“还有他的朋友扎哈儿·伊万诺维奇”。这是怎么回事？
更令人费解的是：“伊万·伊利奇借助这次人事变动出乎意料地得到了自己原先部里的这一任命”？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也愉快起来，他们之间达成了休战。
伊万·伊利奇想过立刻把全家带走，但妹妹和妹夫十分坚持，他们突然变得对伊万·伊利奇和他一家人特别殷勤而又亲切，使得伊万·伊利奇只能一个人走了。
富在深山有远亲。
事业上的成功以及与妻子的和谐一致，两者相互强化，所产生的愉快心境一直伴随着他。……伊万·伊利奇觉得自己整个这段时间特别愉快而健康。他写道：我感觉到，从我身上抖掉了十五年。
春风得意马蹄疾
总体来说，伊万·伊利奇的生活按他的信仰走了下去，而生活也本该如此度过：轻松、愉快，又体面。
在这一切事务中必须善于排除所有原生的、俗常的东西，它们总是干扰公务的正常运作：不能容许与他人有任何公务之外的关系，产生关系的理由只能是公务上的，关系本身必须是公务关系。比如，来了一个人想了解什么事情，伊万·伊利奇作为职务无关之人，就不能跟这个人有任何关系；但如果这个人与委员有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连带标题反映在文件上——在这类关系的范围内伊万·伊利奇会尽一切可能，果断地做好一切，同时维持人际友好关系的表象，也就是讲求礼貌。公务上的关系一结束，其他任何别的也就结束了。
真的会随之结束吗？太天真了吧。
有时容许自己，就像玩笑一般将人际关系跟公务上的关系混同起来。他容许自己这样做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总是能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再次分拨出公务关系，抛开人际关系。
我理解了监管审计的意义。没有强监管的话，一定会有人会钻各种空子的。
公务上的快乐是自尊的快乐，社交的快乐是虚荣的快乐，但伊万·伊利奇真正的快乐是文特牌局的快乐。
家庭，婚姻，全然排不上号了吗？
他们就这样生活着，没有改变，一切也非常好。
第4章
伊万·伊利奇的病。病痛改变了心境。
伊万·伊利奇有时说到嘴里有股怪味，胃部左侧有点儿不舒服，也不能说不健康。 可情况是，这种不舒服感开始增长，还没有过渡到疼痛，但意识到侧腹持续的不适，心境也变得糟糕了。
口臭加侧腹疼痛，怀疑是幽门螺杆菌引发的胃炎。
正如他在法院对被告装腔作势那样，名医也同样对他装腔作势。
这个结论令伊万·伊利奇痛苦地深感震惊，在他内心唤起对自己的巨大怜悯和对这位漠然看待如此重要问题的医生巨大的愤恨之情。
很多医生确会表现得冷漠。但这有时不能怪医生。
疼痛没有减轻，但伊万·伊利奇做出努力，迫使自己去想他好些了。
“这就怎么说都有原因了，只不过这样（要是我没看住，他就忘记服药）你就永远没法康复，还折磨我们。”
这是他妻子的态度。
第5章
愤恨在窒杀他，他感到难以忍受的极度痛苦。
内兄听见伊万·伊利奇的脚步声后抬起头来，默默地望了他一秒钟。这种目光向伊万·伊利奇揭示了一切。内兄张开嘴，要发出惊叹，却忍住了。这个动作证实了一切。
这么严重了吗？
从解剖学和生理学上考虑按医生评估的、他体内发生情况的种种细节，他一切都明白了。 有个小结块，盲肠中的一个小小的结块。这一切都能好转。增强一个器官的机能，减弱另一个的活动，产生吸收作用，一切也就修正了。
盲肠结节？肿瘤？会口臭吗？
我不在了，那还有什么在呢？什么都不在了。那么当我不在了，我又会在哪儿呢？难道是死亡？
胡思乱想
第6章
伊万·伊利奇看得出他要死了，于是处于持续的绝望之中。
你相信人能感知自己的死亡吗？
真的很少看到托翁如此细腻的描写人物心理。
可是突然在半途中那肋部的疼痛使他全然不去注意案子的进展阶段，便开始了自己吸血的罪案。
这个隐喻真不错。
最糟糕的——就是它[原文为斜体，文中以楷体突出表示，下同。]引起他的注意，并非要他做什么，而只是让他看它，直视它的眼睛，看着它，什么也不做，无以言表地承受折磨。
无以言表地承受折磨。
第7章
他身上的兴趣对别人来说只在于，说到底，他会不会很快腾出地方，把活着的人从他的存在所产生的拘束中解脱出来
久病床前无孝子
但正是这件最令人不快的事情（用特制装置排便，并由别人帮忙清理），带来了伊万·伊利奇的慰藉。配冷餐的乡下人格拉西姆总是在他结束之后才过来端出去。
其他所有人的健康、活力和饱满的生机都会冒犯伊万·伊利奇，唯独格拉西姆强健的生命活力不会让伊万·伊利奇难过，而是让他安心。
记得那部电影吗？一个高位截瘫的艺术家和他的私人看护的故事。
伊万·伊利奇最主要的痛苦就是谎言——所有的人出于某种原因所认可的那种谎言，即他只是病了，但不会死，他只需要平平静静，做治疗，那时就会出现某种很好的结果。可他知道，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有更加难受的痛苦和死亡。
《死亡如此多情》中似乎探讨：要不要向病人隐瞒病情？以及，如何面对死亡？
除了这个谎言，或者说由于它，令伊万·伊利奇最受折磨的是，没有人像他想被人可怜的那样可怜他：伊万·伊利奇在某些时候，经过长期的苦痛，最想要的，无论他多么羞愧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想要有人可怜他，就像生病的小孩那样。
他人的期待，社会的标准，与个人的情感、想法，有时就是“久在樊笼里，不得返自然”。
第8章
彼得用托盘端着茶进来的时候，伊万·伊利奇茫然若失地看了他很久，不明白他是谁，他要干什么。
失神了。
伊万·伊利奇看着她，全身上下打量着她，为她的双手以及脖子的白皙、丰腴和洁净，她头发的亮泽和她生机饱满的双眼的辉光而怪罪她，他以全身心的力量仇恨她。她的触碰使得他因仇恨她的浪潮而倍感痛苦。
嫉妒？迁怒？
她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自己，也对他说，她正是为了自己才做的，就像做的是那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以致他只得反过来理解。
到那个时候，你会信任别人吗？
所有人都坐下，再次询问健康状况。沉默降临了。丽莎问母亲双筒望远镜的事，母女之间发生了争执，是谁把它放哪儿了。结果很不愉快。……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她演的某个角色特别漂亮。女儿反对。开始了一场有关她表演的优美与真实的谈话——这种谈话总是同一而反复的。
其实，有谁在意他呢？
第9章
为什么，这所有可怕的事情是为什么？
他只等着格拉西姆去了隔壁房间，便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就像小孩子那样。他哭的是自己的无助，自己可怕的孤独，人们的残忍，上帝的残忍，上帝的缺位。“为什么你做下这一切？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何必，何必要如此折磨我……”他不期待回答，他哭就是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回答。
然后他平静了，不仅不再哭，也不再呼吸，变得全神贯注，仿佛他在听的不是说出的话音，而是心灵的声音，是他内心升起的思想过程。
未知生，焉知死？不知死，焉知生？对死亡的思考，总能引发我们对如何生活的心得。从“活着还是死去”，到“我的死亡我会接受”，都是由死而求生。
如同我在平稳地走下坡路，想象着自己在往上走。
死于安乐
离童年越远，离现在越近，快乐就越渺小、越可疑。这是从法律专科学校开始的。那里还有一些真正美好的东西：那里有快乐，有友谊，有种种希望。但到了高年级已经少有这种美好的时刻了。接着，在省长身边供职的最初时期，又出现了美好的时刻：这是对女人的爱的回忆。接着这一切都移位了，美好的东西更少了。接下来美好的东西又少了一些，而且越到后来就越少。
小小少年长大了，他的烦恼增加了。
为什么，这所有可怕的事情是为什么？
第10章
几乎一直面朝墙躺着，独自承受着同样未能解决的痛苦，独自思考同样未能解决的念头。这是什么？难道真的是死亡？内心的声音回答：是的，是真的。这种种折磨又有何理由？那个声音回答：就是这样，没有理由。
在这可怕的孤独的最近时日，伊万·伊利奇只靠对过去的想象活着。
对未来丧失希望和信心的人，只能靠对过去的想象或者。
越往回溯，就越富有生命。生命中的善就更多，生命本身也更多。两者交汇在一起。
这会是主题吗？
第11章
“不对头。你以前和现今赖以生活的一切——都是谎言，是对你隐瞒了生与死的骗局。”
“我们又有什么错呢？”丽莎对母亲说，“就好像这是我们做下的！我可怜爸爸，可为什么要折磨我们呢？”
我猜会有人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来的。
要是实际上我的生活，有意识的生活，真的“不对头”呢。
“元思考”……
他的公务，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家庭，以及这些社会和公务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可能不对头。他试图在自己面前为这一切辩护。突然间他感觉到他所辩护之事的全部弱点。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
无意义感
“如果是这样，”他对自己说，“而我在远离生命，意识到我已毁掉了赋予我的一切，而且不可能纠正，那可怎么办呢？”他仰面躺下，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检视自己的整个人生。
这本书写作于托翁的哪个阶段？
当神父到来，听他忏悔时，他软化了，感觉好像从自己的种种怀疑、由此也从种种痛苦中解脱出来，让他有了片刻的希望。他又开始想盲肠和纠正它的可能性。他眼含泪水领受了圣餐。
宗教带来的精神慰藉
第12章
回答妻子的那一刻，他就明白自己完了，没有回程，终结已到，完全的终结，而疑惑却仍未解开，疑惑还是疑惑。
他挣扎着，就像被判处死刑的人在行刑者手中挣扎，知道自己无法得救。每一分钟他都觉得，尽管一直在竭力苦斗，他却越来越接近让他恐惧的东西。
恐惧，对死亡的恐惧。
突然间有一股力量撞向他的胸膛、肋部，更强有力地压迫着他的呼吸，他跌入洞中，那边，在洞的尽头，有个什么东西亮了起来。在他身上发生了他在铁路车厢里常常遇到的事情，当你以为你在向前行进，然而你正在后退，然后突然间你才弄清真正的方向。
铁路车厢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话说，为什么会有“临死前看到光”这个说法呢？
“死亡呢？它在哪儿？”他寻找自己先前对死亡的习惯性恐惧，没有找到。它在哪儿？是怎样的死亡？任何恐惧都没有，因为死亡也是没有的。取代死亡的是光。“原来如此！”他突然说出声来，“多快乐啊！”
多少有点宗教的神秘色彩了。
分类整理
伊万伊利奇之死的受益者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得到施塔别尔或维尼科夫的职位
年薪增加八百，还不算办公费
彼得·伊万诺维奇
把内弟从卡卢加调过来
免得妻子说他从不为她家人做什么事
预审制度
西方的“预审”制度，通常指的是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中，对于将要进行的正式审判程序之前的一个初步审查过程。这种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过滤不当起诉，提高审判效率，确保司法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并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预审可以在不同的阶段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比如在刑事诉讼中，预审可能指的是在正式审判前对案件进行的一次审查，以决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对被告人提起公诉。
在西方，预审制度的具体实施方式和名称可能因国家而异。例如，在美国，预审通常指的是在大陪审团审查证据后决定是否起诉的过程。而在法国，预审则是指由预审法官（juge d'instruction）负责的初步调查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会涉及搜查、扣押、传唤证人等一系列调查活动，以收集证据并评估是否应当对嫌疑人提起诉讼。
预审制度有以下几个关键特点：
过滤功能
权利保障
效率提升
程序公正
证据收集
预审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反映了西方国家对法律程序正义和效率价值的追求，旨在平衡控辩双方的权利，并确保司法系统的健康运作。然而，这一制度也面临着诸如可能导致滥权、拖延诉讼、以及有时可能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等挑战。因此，预审制度需要精心设计，以确保既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又能避免可能的弊端。
临死前的那道光
人在临死前会看到一阵强光的现象，被称为“生命尽头的光芒”或“死亡之光”。关于这一现象，科学界并没有确切的解释，但有几个主要的假设：
大脑活动：一些研究认为，当人的生命即将结束时，大脑可能会经历一系列的电生理活动。这些活动可能导致大脑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如多巴胺和血清素，这些化学物质可能在大脑中产生视觉效应，使人感觉到强光。
生理变化：在临终时，人体的生理状态会发生剧烈变化，包括血液流动、氧气供应和神经系统的活动。这些变化可能影响大脑的视觉处理区域，导致人感觉到强光。
心理因素：有些人认为，临死前的强光体验可能与个人的心理状态、信仰和期望有关。例如，一些人可能期待或相信死亡时会看到某种形式的“光明”，这种信念可能在临终时影响他们的感知。
环境因素：在某些情况下，临终的人可能会处于强光环境中，例如在医院病房中的强光照明，这可能是他们感觉到强光的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临终的人都会报告看到强光。这些体验可能因人而异，且难以用科学方法验证。因此，关于临死前看到强光的现象，目前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阿尔扎马斯的恐怖
1869年，托尔斯泰为了田产的事情去了一次平扎省，中途在阿尔扎马斯过夜。
在离开波良纳的第三天夜里，他突然看见了死亡：“我在阿尔扎马斯过夜，突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念头。夜里两点钟，我苦恼、害怕、恐惧起来，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出现了许多异乎寻常的思想……上帝从没有叫谁经受过。我坐了起来，吩咐套车”。托尔斯泰“感到一种可怕的东西”在追赶他、纠缠他，他无法摆脱，疑惧万分中他听到了死神的声音在回答他：“是我，我在这……”
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到这一情节。普遍认为未完成的小说《疯人日记》是他对这个夜晚的感悟：“我曾试想，是什么东西占据了我的心灵？是买到的东西(庄园)，还是妻子，没有什么值得快活的，这一切都成了虚无。”
“阿尔扎马斯的恐怖”是托尔斯泰思想激变的前兆。
对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来说，精神危机是多重的，比如1867年10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哭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
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一）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二）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
正是由于面临诸多对托尔斯泰来说必须解决的问题他却不能解决它们，令托尔斯泰对生命突然产生了极度的荒诞感和强烈的死欲，这就是导致“阿尔扎马斯的恐怖”的心理根源所在。从此，托尔斯泰从“共同世界”走向“个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