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个人理解；也有很多“拿来主义”但忘记出处的。请注意甄别。
不深入探讨观点的论据、论证，只浅要讲讲结论、观点。

儒家思想有哪些核心观点？这里做一点解析。

儒家思想的核心，前人已高度概括了：“内圣”和“外王”。内圣方面，我打算拆解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这几个方面来分别探讨。外王方面，则主要分析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当然，在儒家发展过程中，上面所说的每一个点几乎都存在分歧和争论。这里写的是我理解的、最终沉淀下来的结果。具体的发展过程，在后面简单陈述。

从优先级、重要性上来说，内圣和外王哪个在前呢？我认为，虽然儒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外王要高于内圣。因此，我准备从外王”开始。

外王

“释经权”

“外王”不仅指裂土封王出将入相，也不仅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它更是一种思想权威、理论权威。这种权威掌握的不是政治权力，而是所谓“释经权”。

什么是“释经权”呢？有个小笑话可以解释：

一男子跟朋友吹牛，说“在我家，大事儿我说了算，小事儿我媳妇说了算”。朋友问：“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呢？”他回答：“这种小事，我媳妇说了算”。

“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由此引申出“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个就叫“释经权”。儒家的“外王”，首要的就在于争夺“释经权”。掌握了释经权，上可以影响决策、抗衡皇权，下可以团结同道、凝聚力量。西汉初年的盐铁论，东汉初年的白虎通议，宋仁宗朝的“濮议”和明嘉靖朝的“大礼议”，文彦博高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王安石颁布“王氏新学”，耶律楚材劝谏蒙哥汗，康有为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是在争释经权。

其实，不只是儒家，各家各派都在争夺释经权：法家和儒家两次争论郡县与封建，佛教和道教十四次御前辩法，罗马教廷与新教牧师争夺圣经解释权（大概这就是“释经权”名字的由来），乃至陈独秀创刊《新青年》，苏联和美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当代互联网上的舆论宣传……可谓“三王之所争，五帝之所连，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赢家能得到什么，输家会失去什么，历史已清楚给出了答案。

得到释经权，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儒家的目标是推行自己理想中的社会秩序。

那么，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是怎样的呢？

社会秩序

很容易想到：儒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就是“周礼”、“封建”那一套。然而实际上，“周礼”早早地就退入太庙，成为了祭祀典礼上的仪式仪轨。“封建”在柳宗元《封建论》之后更是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儒家虽因循守旧，也不至于如此泥古不化。尤其在王莽托古改制失败之后，全面复古的声音就销声匿迹了。

历史把具体的“周礼”丢入了垃圾篓，儒家留下了抽象的“周礼”，作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秩序。这“抽象”的周礼，即“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君父尊贵威严，臣子俯首帖耳，大家各得其所、安分守己，就不会有你死我活的打打杀杀了，社会就和谐稳定了，人民就安居乐业了，从此天下大同，岂不美哉。

如果真有这么简单，就不会出现“礼崩乐坏”“日失其序”的修罗场，也就不会有“天下恶乎定”的时代之问了。对这个问题，诸子百家各有各的答案。儒家的答案是：

“我有一计”，可以维持等级制度一万年不动摇，今儿保持和谐稳定、安居乐业一万年不动摇。

是的，儒家的答案只利于维持旧制度，而不适于创建新制度。这是儒家保守性的根本来源。叔孙通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儒家要怎样守成呢？

一方面，儒家提出并完善了一整套世界观，让下位者死心塌地的信奉“长幼尊卑”、“三纲五常”是宇宙真理、人生至理，是优先于“足食足兵”的“必也正名”。这套世界观，后面细说。

另一方面，儒家提出了“仁”的学说，让上位者心怀仁义，从而为下位者留出足够的生活、利益和尊重的空间，让下位者安心居于自己的等级阶层，不要老想着搞革命。这方面，同样后面细说。

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下位者不会因为自己的非分野心去推翻上位者，上位者也不搞“极限施压”去激起下位者的反抗。这样一来，上上下下各得其所、安分守己，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不就能一万年不动摇了吗？

影响

现代人当然知道这是痴心妄想。作为古人，能想到这一层上已属不易。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其他诸子设计的社会秩序。

墨家讲“兼爱”，要求无差别的平等；老子讲“无为”，要求统治者清心寡欲；从上位者的角度来说，这是反人性的、不可行的。法家讲“法术势”，讲“赏罚二柄”，使上位者威权在手，可以任意作威作福，就很容易激起后者的抗争，引发政局动荡甚至社会动乱。阴阳家讲阴阳五行，他们自己都未必能掌握其中规律，更别提由此设计社会制度了。名家早期还能写写法律条文，后期沉迷“名实之辩”不可自拔；杨朱讲“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庄子讲“吾将曳尾于涂中”，他们压根不想为社会设计什么制度。

而儒家从制度层面上尽可能地满足了大多数人的需求、保障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谓“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儒家思想能够被一代代统治者奉为官学，能够被一代代中国士人接受、传承和发展，连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也纷纷被它同化，这种制度设计功不可没。

除了政治制度，儒家也设计了一套家庭规约、道德规范。儒家的家庭规约与其社会秩序很相似。也许这与周公以血缘宗法制为基础制定周礼有关，也许与儒家的世界观有关，也有可能二者共同作用、互为因果。儒家的道德规范，则与其“仁”的精神内核有关，而这就属于“内圣”方面的内容了。

内圣

如果把“外王”笼统的概括为“行仁”，那么“内圣”就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求仁”。那么，“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求仁”？我们要怎样才能得到“仁”？如前所说，这里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这四个方面，来解析儒家的“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世界观

世界观是我们对所处世界的基本认识。例如，“为什么会打雷下雨”，这就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可以用来回答“为什么”。同时遇到旱灾，为什么古人要去龙王庙求雨？因为古人认为下雨是龙王在做法。为什么现代人会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因为我们认为下雨是一种自然科学现象。

儒家的世界观可以用一条“世界→人→家庭→社会”的论证链来说明：

世界的发生本原、基本规律就是“三纲五常”。从董仲舒开始讲天地阴阳，到宋儒所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分阴阳”，阴阳就蕴含了君臣、父子、夫妇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

在这样的世界中孕育出来的人，天然本性就是“善”的、“仁义礼智信”，自然就应该是“仁义君子”。孟子说“人有四端”，董仲舒说“已善、未善”，宋儒说“性理”，都是在说人性本善、仁义礼智信是人自然而然、应然必然的追求。

这样的人繁衍生息组成家庭、家族，自然就应该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这样的家庭为基础单元、基本模式组织起来的社会，自然也就应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说“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就是由这个思路而来的。

世界本原规律如此，人类本质天性如此，还需要再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求仁”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行仁”吗？这不就跟“天冷穿棉袄、天热扇扇子”一样简单吗？

影响

儒家的世界观基本局限于“人类社会”，不讨论“自然世界”。即使有个别儒家探讨了世界本原、自然规律之类的命题——像荀子、王充、李贽、王夫之等人，尽管发展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还是人类社会何去何从，而不是研究自然世界客观规律。

公允点说，这不是儒家自己的问题。中国哲学肇始于先秦，彼时诸子百家面对的“时代之问”是“天下恶乎定”——人类社会如何才能和平安定。这一问，就把人们的目光锁定在了人类社会上，此后两千多年几乎没有移开。

我们可以对比以下古希腊。古希腊哲学思想兴盛于城邦时代。彼时希腊人已经答完“天下恶乎定”之问：定于城邦。此后，他们转向了希腊人生产生活中的其它问题，例如航海、贸易中的数学问题，建筑、雕塑中的美学问题，城邦中的民主、寡头、贵族等政治体制问题，雅典和斯巴达的外交争霸问题，等等。其中的“自然哲学”部分，以及其中蕴含的“数学原理”，就是现代科学的基石。

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就可以用儒家世界观来解答。工业革命的前提是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是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并正确作用其规律。遗憾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从未正眼看过客观世界，更别提认识和运用其中的客观规律。在这种土壤上，当然不会自发地产生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

价值观

儒家的终极价值目标，就是要推行自己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当然，诸子百家都这么想。儒家最与众不同的、也许也是最伟大的一个理论创新，就是为自己的社会理想找到了一个精神内核，这个精神内核就是“仁”。儒家弟子不仅仅要积极推行“等级尊卑”的社会制度，而且要在透彻理解世界本原、充分发扬个人人性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君子修养”，遵守各类“仪式仪轨”，发挥自己的榜样带头作用，以此来实现“外王”理想。

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其实这里有个小问题。如果按这样理解，“内圣”就会被解构成“外王”的一个工具、一种方法、一个方法。那它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方法论，何德何能远和“外王”并列为价值观呢？

把“内圣”理解为“外王”的方法论，其实也不算错。等讨论儒家方法论时我们会讲到：儒家自己就把“格致诚正”当做“修齐治平”的方法步骤。这一点后面细说。

儒家把“内圣”当做“外王”的方法论，更把“内王”当做和“外王”等同的价值观。首先，儒家从世界观上为二者找到了共同的起源和性质，从理论上统一了“内圣”和“外王”。同时，儒家通过方法论的巧妙安排，把“内圣”变成了“外王”的“里程碑节点”，从路径上为二者赋予了同样的意义——“第一个包子”和“最后一个包子”，谁比谁更重要呢？第三，儒家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求仁行仁之道，用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一个人在追求“内圣”的同时，必然对他的家庭、朋友、弟子、“子民”产生“草上之风必偃”的影响，使其他人“欣然向化”，从而实现了这个人的“外王”理想，这不正说明了“内圣”与“外王”本就是一回事吗？

由此，儒家非常雄辩地树立起了“内圣”和“外王”这样一体两面、矛盾统一的价值观。

“仁”的内涵

“仁”的内涵，说模糊一点就是“仁者爱人”，说具体一点就是“推己及人”，再具体一点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所说的“忠恕之道”。

在如今的社会风气中，无论站在“已”或“人”的一方，“推己及人”都令人生厌。儒家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的解决思路是在“己”和“人”之间取一个交集。这个交集以大家都说好作为好、以大家都说坏为坏——严格说的话，是“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为好，反之为“恶”。以这个交集作为“己欲立”、“己欲达”和“己所不欲”的标准，并在这个基础上去“推己及人”，不就能解决众口难调的问题了吗？

容易想到，这个交集，就是法律法规、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等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儒家所“公认”的行为准则，就是“外王”理想中设计的社会秩序。儒家的“仁”，落到这个点上，就是身体力行地遵循这套行为准则，并在言传身教中推行这套社会秩序。

社会行为准则是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是社会关系强加给个人的。如果有人孤身一人生活在海岛上，那他根本无须考虑道德问题。然而儒家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仁”就是遵循外在的社会关系强加给我们的社会准则；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仁”是我们自带的天性，是我们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追求。这不矛盾吗？

矛盾，但儒家解决了这一矛盾。怎么解决的？世界观、方法论加实践。通过解决这一矛盾，儒家就将“求仁”与“行仁”统一了起来，也就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统一了起来。

义利之辨

最后说一嘴“义利之辨”。大多数人讲“义利之辨”，自觉不自觉地会把“义”和“利”做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然而，在另一部儒家经典《易经》中，开篇就讲到“乾，元亨利贞”（乾卦表现为/包含有元亨利贞四种品性）其中就有“利”。对这个“利”，乾卦的《文言》解释为“利者义之和也”。在这里，义与利非但不是二元对立，反而有包含、生发的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儒家其实并不是一味地排斥逐利，而是反对见利忘义、反对“上下交征利”。如果能遵从“仁”、符合“义”，那就成了“利者义之和也”，成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甚至在某些场景下，不仅义能够生利，利还能够兴义：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影响

李约瑟之问也可以用儒家的价值观来回答。在儒家思想统治下，中国人一直在追求社会成功和道德修养，而并不真正研究自然世界及其规律——甚至会鄙夷这样做的人。在这种土壤上，当然不会自发地产生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

不止如此。儒家价值观中的“外王”部分，堪称儒家思想中的糟粕之最。这套以血缘宗法、社会道德为基础的等级制度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直到今天仍以“官本位”、“父权夫权”、“搞关系”、“道德绑架”等形式禁锢着很多人。

“内圣”作为“外王”的背书，为其糟粕影响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重视遵循社会秩序——法律法规、道德规范等——的人，这一价值观可以说是深入到我们的骨髓中、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中国人总被叫做“顺民”，叫做“集体主义者”，根子大概就在这儿。尤其在个性主义、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儒家重规则秩序、轻个体个性的价值观也越发为人诟病，其中弊端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剥去维护等级制度这一具体目标之后，儒家价值观仍然令后人获益良多。

制定和维护一套尽可能地顾及所有人——包括最底层人民——利益诉求的规则秩序，从这种“得道多助”的规则秩序中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成了我们处世、行事的基本准则之一。这一准则与“为底层劳苦大众谋福利”之间的共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被人接受的原因之一。直到现在，我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仍然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也可以说是这种准则的一种延续。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儒家的“礼”，除“等级尊卑”之礼之外，还有“君子修养”之礼、“仪式仪轨”之礼等几重含义。除却等级尊卑之礼，追求君子修养之礼、仪式仪轨之礼在每个时代都有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君子修养、仪式仪轨不断被赋予新时代的新内涵，因而与儒家价值观逐渐“貌合神离”，但我们仍可以说：这些新内涵，是新时代对儒家价值观重新“释经”的产物，因而可以说是儒家价值观的某种流风余韵。

人生观

自信与自强

儒家的世界观，为它的人生观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就是“自信”。我与天地同此心，我与圣贤同此心，我与世人同此心，我只要保持、发扬自己的天性，就可以顶天立地、希圣希贤。那我凭什么不自信？

儒家的价值观，为它的人生观添加了另一层底色，就是“自强”。一方面，既然我与天地、圣贤、世人皆同此心，那我就可以通过拼搏奋斗实现目标。另一方面，虽然我与天地、圣贤、世人皆同此心，但毕竟还差点火候。要想功成名就得偿所愿，仍需要努力拼搏、艰苦奋斗。

一个自信、自强的人，外在表现一定是“积极有为”。这样的人，会有“日月逝矣，时不我与”的紧迫感，也会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性，会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也会有“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责任感。这样的人，一定会为了自己的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种“积极有为”，不仅体现在外王方面，在个人修养的“内圣”方面也是如此。儒家修养“君子品格”，靠的是“温故而知新”、“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限则内自省”，是做“加法”，而非“顺其自然”、“返璞归真”的减法。

当然，儒家也讲“知天命”。孔子说“道之不行，吾知之矣”，孟子也讲“穷则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等“达”了再说。但儒家一定是在“尽人事”之后，力有不足、“时不利兮”，才坦然的“知天命”。而非行动之前就用“天命”给自己画地为牢。

保守与创新

儒家以维持现有社会秩序为己任，这是它们从娘胎里带来的保守性。尽管如此，儒家也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论创新的动力。事实上，“仁”本身就是孔子的一项理论创新，后世儒家也在不断地做理论创新，其中的最强音当属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尽管这“三不足”有些激进，但它们把儒家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人生观发挥得淋漓极致。退一万步讲，如果儒家真的那么泥古不化，就算有官方背书，它也一定早早地在新时代、新问题面前败下阵来，更不可能延续这么多年、影响这么多人。

后来儒家成为旧势力的代言人，与其说是儒家太保守，不如说是既得利益者太保守。只不过这群既得利益者恰好信奉儒家罢了。无论信奉道家、墨家、法家，哪怕信佛教、信天主教、伊斯兰教，只要是既得利益者，都会照样成为反动派。

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大概是对中国人产生影响最好的一部分。

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激励了一代代中国人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如果说“爱国”源于文化认同，那么儒家的这种人生观就是这份文化认同的重要来源。

同时，明白了儒家的人生观，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宗教式的信仰——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信仰。我们信仰的是自己。我们相信自己的能力，不愿做神佛的羔羊、信徒；我们的目标是头上的星辰大海、是心中的道德法则，不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天国。无论信仰什么，我们都以自信自强的姿态去追寻梦想，不靠别人的怜悯与施舍，更不接受别人的威胁与讹诈。

方法论

儒家的方法论，集中体现在《大学》和《中庸》两本书中。

《大学》所讲“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以及其它许多较散见的方法论，如“君子求诸己”、“反身为诚”、“养浩然之气”等等，都可以从儒家世界观中推论得出。尽管历代儒家对其中个别条目有分歧，总体上还是保持了统一。

《中庸》则有点特别：它与儒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没有什么明显的关联，是一套相对独立的理论。

中庸

“中庸”之道则有点特别：它与儒家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没有什么明显的关联，是一套相对独立的理论。

所谓“中庸”，典籍中有很多说法：“执两用中”、“无过不及”、“允执其中”、“时中”、“叩其两端而竭焉”、“致中和”……等等等等。我比较喜欢从最后后面两句来理解“中庸”，因为它们很好的解释了儒家用“中庸”观点来了解问题，以及怎样用“中庸”思想来解决问题。

怎样用“中庸”的观点来了解问题呢？我们可以结合“矛盾论”来讨论。

从矛盾论的观点来看，任何问题都是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对矛盾双方都做深入透彻的了解：它们的对立和统一，它们的主要和次要，它们的内因和外因，它们的现状和历史，以及别人和自己的看法……然后才得出结论。在儒家的语境里，这个过程就是“叩其两端而竭焉”，就是用中庸的观点了解问题。

可见，“中庸”不是折中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它是一种朴素的矛盾论，即通过全面且透彻地分析矛盾双方，得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结论。这个结论可能会表现为折中或者平均，但一定不是为了折中而折中、为了平均而平均，而是在“叩其两端而竭焉”之后得出结论：折中或者平均才是最佳方案。同时，由于矛盾总是随时发展、因地变化，中庸观点得出的结论也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也就表现为“时中”。

继续从矛盾的角度来看“致中和”。按矛盾论的观点，矛盾有可能通过激烈对抗解决，也有可能以和平的、缓和的方式解决。第二种方式，就是儒家用中庸思想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就是所谓“致中和”。

由于对立中存在统一，绝大多数矛盾都能用“致中和”的方式解决。即使是根本利益的冲突、你死我活的斗争，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最近某些世仇国家之间不也开始“和”解了吗。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致中和”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我们即使不讲“仁”了，也一直在讲“和”：从“礼之用和为贵”，到“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再到“建设和谐社会”。这大概也是儒家思想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又一个原因。

另外，《说文解字》说“儒，柔也”，也许跟儒家总是“致中和”而避免激烈对抗有关。

“元方法论”

“中庸”也好，“修齐治平”等等也好，都是儒家思想作用于外的方法论，即论证了儒家思想之后得到的方法论。儒家论证自己思想的方法论，即所谓“元方法论”、“元理论”，是怎样的呢？

这样的元理论，说来说去似乎就两种：外国叫“归纳法”和“演绎法”，中国叫“经验”和“思辨”。大多数时候，中国的思想家们都只用“经验”的方法来思考论证，即使有“思辨”，也很少对“思辨”本身进行“思辨”，因此中国的“经验”和“思辨”并没有形成“归纳”和“演绎”这样严密的体系。

大多数时候，儒家也只用“经验”的方法来思考和论证。孔子论证“仁”、“君子”，一般都只讲其外延表现，而给不出内涵定义。孔子论证“三年之丧”，理由是婴儿“三年不免于父母之怀抱”；孟子论证人性本善，理由是“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淳于髡和孟子辩经，提的问题是“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几乎都是从日常经验中总结思想理论。

中国的“思辨”哲学，个人认为，历史上有四个高潮：先秦名家，魏晋玄学，佛教禅宗，以及宋明儒学。儒家几乎一直游离在这个思潮之外，直到宋明儒家才由“太极”入手，摘下了前人的果子——这个后面再说。

影响

在儒家保守倾向的影响下，中庸哲学最终变成了调和主义、折中主义，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礕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朴素辩证法的一种，中庸哲学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辩证法有相通之处，为中国人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道路。不过，随着更为完备更为深入的辩证法传入，朴素辩证法逐渐退位让贤了——毕竟，学会了（1+100）x50之后，谁还愿意从1加到1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