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与主题

托翁的《复活》所讲述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为免剧透，这里省略二百字）。

这个故事取材于一件真人真事。如果由我来转述，大概就是上面这二百来字。即使要以此为基干构思一篇小说，我的主题也不外乎人性的救赎、个人的“复活”。

但是托翁却用了十年时间、六易其稿，写下了将近七十万字——这还只是原计划的四分之三。记得小时候学写作文时，老师反复提过要多观察身边的人和事，观察得越多，写作文的材料就越多。能够把一个一两百字的小故事扩展成七十万字的鸿篇巨著，托翁绝对是个听老师话的好学生。

这不是托翁第一次这么做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同样取材于现实中的一桩悲剧。托翁邻居家有位管家，名叫安娜·斯特帕诺娃。安娜的丈夫与家庭教师调情，因而安娜经常与丈夫发生争吵。最后，安娜伤心至极，给丈夫留下一封遗书（“你就是杀死我的凶手。如果凶手可以幸福，你和她就会幸福地在一起。如果还想见我，你可以在亚先基的铁轨上看到我的尸体”），随后卧轨而死。据托翁妻子说，托翁看到尸体时“万分震惊。在他的印象里，安娜·斯特帕诺娃是位高大健壮的女性，面孔和性格都是典型的俄国样子：肤色黝黑，有着一双灰色的眼睛，并不漂亮但很有魅力”。这位安娜死于1872年，一年之后，托翁就勾勒出了他笔下的安娜——她也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并最终写下了六十万字的《安娜·卡列尼娜》。

把这样的小故事扩展到六、七十万字，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填充字数，有的人会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有的人会写“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有的人则会写“纪梵希的大衣爱马仕的包包”。托翁有更高明的办法：他向原本的小故事中，插入了大量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故事。从养尊处优的贵族，到穷困潦倒的农民；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官僚，到含冤受屈求告无门的囚犯；从莫名其妙被抓进大牢的宗教徒，到信仰坚定甘愿牺牲的政治犯……托翁花在他们身上的笔墨，恐怕还超过了他对男女主角的描写。

我对文学史没有什么研究，只粗略地知道这是从法国发展而来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这类小说不仅力求客观冷静的观察现实、精确细腻地还原现实——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而且在讲故事的同时，描写社会背景、反映社会问题、思考社会前景——如雨果的《悲惨世界》。现实主义小说不仅能让我们了解故事发生和创作的时代，也能促使我们反思自己所处的时代。如果只把它们当做故事来读，就好比吃鸡专吃鸡肋，有味无肉。

托翁在《复活》中花大力气插入的那些故事，描写的贵族、官僚和犯人，就是现实主义小说的笔法。从故事原本的主题——人性的救赎——来看，这些笔墨完全是“闲笔”：没有它们，情节依然可以发展，男女主角依然可以相爱，人性依然可以得到救赎。然而，一旦将思路打开，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复活”，而将其扩展到“社会的复活”上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所谓“闲笔”才是托翁真正想写的主题：当时的俄国社会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它需要“复活”，以及它将如何“复活”。

俄国社会

那么，当时的俄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由沙皇遇刺事件来“断代”，《复活》的故事大约发生于1881年。在这之前，俄国已由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了二十多年；在这之后，则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

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是一位改革家，在位期间推动了政治、军事、司法、教育、财政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透过这些改革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在俄国不断发展。它一方面加剧了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地主经济的危机、加重了农奴们身上的负担，另一方面又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政治方面，封建统治被进一步动摇。资产阶级越来越渴望政治权力；贵族地主阶级一部分破产，一部分转化为农村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在农村，农奴们的暴动此起彼伏，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社会思想方面，亚历山大二世治下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让欧洲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涌入了俄国，也为俄国人带来了民主化、自由化的改革思潮。

这些现实问题，加上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迫使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认改革的必要性，承认“从上面解决总比从下面解决更好一些”。他的一系列改革确实促进了俄国社会发展、增强了俄国国力；同时也为沙皇的统治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顺带一提，亚历山大二世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为俄国夺取了中国约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他也许对俄国有功，但绝对对中国有罪。

资产阶级在改革中尝到甜头，渴望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人身权益，因而要求进一步改革、甚至要求革命。自然地，这些要求遭到了沙皇政府中的保守派、反动派、甚至是亚历山大二世本人的反扑和镇压。斗争延续到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革命者中的一股恐怖主义势力——成功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人中，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年轻人。他和另外四位民意党人坚定地拒绝了亚历山大三世提出的“忏悔即赦免”的条件，主动走上了绞刑架。

亚历山大三世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之后，亚历山大三世继位。

亚历山大三世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全面开倒车，令俄国陷入一段黑暗的时期。但是，在历史的洪流面前，他——和后来的尼古拉二世——充其量只是沙皇俄国的回光返照。资本主义仍在摧残农村地主经济，迫使越来越多的地主和农民破产，转变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队伍继续壮大的同时，思想觉悟也在不断提高。他们不仅通过罢工等形式走上政治舞台，还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于1883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34年后，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弟弟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这是后话。

《复活》中的描写

托尔斯泰一直非常关注俄国的“三农”问题，几乎在每一部作品中都塑造了一位观察农村现状、思考农村前景并实践农村改革的人物。《复活》也不例外。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

土地靠一无所有的老百姓去耕种，收下的粮食却被地主拿到国外去出售，用这笔钱替自己买回礼帽啦、手杖啦、马车啦、铜器啦，等等。

还可以看到亚历山大二世对农奴制进行改革的“成果”：

“我们自己的地在五里以外，租地呢，租金太贵，租不起，即使缴了租金，本钱也收不回来，”那个牙齿落光的老头儿生气地补充说，“我们被别人捏在手心里当绳子搓，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还不如劳役制呢。”

作为对比，可以看到作者借助笔下人物提出的改革方案：

他在脑子里已经拟定了一个方案，就是把土地出租给农民，收取地租，并且承认地租是租地农民的财产，由他们自行支配，或缴纳税金，或用于公益。这不是单一税制，但是在现行制度下还是接近于单一税制的一个比较行得通的办法。主要的一点是，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和官员的腐朽和堕落：

我们习惯上总认为，检察官、法官都是具有新思想的人，都是自由派。他们曾经是这样的人，但现在完全变了。他们是官僚，只关心每月十二号领薪水，还希望越多越好。他们的全部原则就是围着这个转。

他所谓的正直，就是不暗中接受私人的贿赂，而诸如向公家报销各种各样的差旅费、房租费，像奴隶一样执行政府要他办的一切公务，他都不认为是不正直的。当年，他在波兰王国某省任省长的时候，残酷迫害数以百计的当地无辜平民，将他们流放和监禁，使他们家破人亡，仅仅因为这些人热爱自己的同胞，信仰传统的宗教。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但不认为是不正直的，反而认为这是一种体现高尚、勇敢、爱国主义的功勋。同样，他不认为霸占热爱他的妻子的财产和姨妹的财产是不正直的。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是对家庭生活的合理安排。

可以看到亚历山大三世如何镇压革命：

当时他率领一批剪短头发的和身穿军装的俄罗斯农民，手持步枪和刺刀，屠杀了一千多个保卫自由、保卫家园和亲人的民众。后来他又到了波兰，在那儿他又唆使俄罗斯农民犯下各种罪行。

以及他是如何迫害革命者：

对待政治犯，连这点（法律程序上的）表面文章也不做。……政府当局就是这样把数以百计的不仅没有犯过罪而且也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抓了起来，关进牢里，有时候一关就是几年。……即使根据政府的观点，这些人也是无罪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宪兵队长、警官、密探、检察官、法官、省长、大臣等人的个人意志，忙闲程度和情绪好坏。这些官僚有时闲得发慌或者为了表功，就大肆逮捕，然后根据自己的或者上司的心情来决定，把抓起来的人关进监狱还是释放。而他们的上司，也要看他是否要立功以及跟大臣的关系如何来决定，是把抓来的人流放到天涯海角还是把他们关进单身牢房，或者判处他们流放、服苦役、死刑。

《复活》成书于1889至1899年的十年间。在此期间，列宁才刚刚开始早期的革命活动。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自由主义民粹派、修正主义经济派等思潮仍然波涛汹涌，莫衷一是。自然的，我们还能从书中看到当时的革命者们，以及他们的思想见解和争论：

我们一直在争论究竟怎样做更好，”他恶狠狠地皱起眉头，说，“是先教育人民，后改变生活方式呢，还是先改变生活方式，再教育人民。还有究竟怎样进行斗争的问题：是用和平宣传的方式，还是采用恐怖手段？是啊，我们一直争论不休……”

托翁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家，也是一位巨笔如椽的文学家。他带我们看到了当时的俄国社会是什么样子，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它需要“复活”，还向我们展示了让它“复活”的若干种思想和方式。

究竟哪一种思想、哪一种方式能够让俄国社会复活？托翁用小说的结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这一结尾与小说其它章节在思想上有些自相矛盾，尽管我个人非常讨厌这一结尾，尽管历史也证明了作者的错误，但是没有必要苛责托翁。直到1909年——离十月革命只剩不到十年——还有很多革命者觉得前途渺茫、不知道今生能否见到曙光，何况一直秉承“托尔斯泰主义”的、1889年时的托翁呢！

除了结尾之外，《复活》还有一点让我不太满意。男主人公的思想和行为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内心一定也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和反复的摇摆。可是在这方面，托翁却相当“吝惜”笔墨：

这天早晨，涅赫柳多夫重温昨天的种种想法，不禁感到惊讶，他怎么会认为那些想法是正确的，哪怕只是一忽儿。不论他打算做的事情多么新奇、多么困难，他知道这是他唯一能够走的生活道路，虽然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恢复过去的生活，然而他知道，这是一条死路。他现在觉得昨天的诱惑好比一个睡过头的人，已经不想再睡，却还要赖在床上，再舒舒服服躺一会儿，尽管他知道起床的时间到了，应该去做那些等着他去做的重要而又愉快的事情。

与过去的生活决裂，与过去的自己决裂，只是“好比一个睡过头的人，已经不想再睡，却还要赖在床上，再舒舒服服躺一会儿，尽管他知道起床的时间到了，应该去做那些等着他去做的重要而又愉快的事情”吗？有些人在“早饭吃什么、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上都比这纠结一万倍呢！

人的三观、个性，是像沉积岩一样，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逐渐沉淀形成的。一朝一夕之间发生剧烈震荡、甚至彻底转向，变成另一个人，确实有这种可能，但这一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人们要在这条路上流血、嚎哭，挣扎、痛苦，不断地犹豫不断地前进，才有可能走到终点。这么轻描淡写之间就改弦更张，实在叫我无法信服。

“改写”文学研究

改写自《罪与罚》

结合前阵子读的《罪与罚》来看，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翁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大概只能算作“聊胜于无”。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么多的思考与对话，那么单刀直入一针见血的心理活动，看得我脊背发凉浑身冒汗，于是我忍不住想：如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执笔，他会怎样写呢？

也许他会这样写聂赫留朵夫的犹豫和动摇：

他一边走，一边漫不经心、愤愤不平地打量四周。现在他全部思想都围绕着一个主要问题运转——他自己也感到，这实在是一个主要问题，现在，正是现在，他形单影只地面对着这个主要问题——这甚至是两个月来的头一次。

改写自《罪与罚》

“让这一切全都见鬼去吧！”他想，满腔的怨愤突然火山般爆发，“哦，已经开始了，那就继续下去吧，让它见鬼去吧，让以前的生活见鬼去吧！上帝啊，这真是愚不可及！……过去我撒了多少谎，干了多少卑鄙的勾当啊！刚才我还多么卑鄙地对那个卖弄风情的玛丽埃塔讨好巴结，献媚逢迎啊！不过，这也是扯淡！我对他们这一伙都不屑一顾呢，甚至对自己那种讨好巴结、献媚逢迎也嗤之以鼻！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改写自《罪与罚》

……一种新的、无法克服的感觉以每分钟逐渐增强之势控制了他：这就是对劈面相逢的、环绕四周的一切都怀着某种无比强烈的、几乎是生理性的反感，一种持续不断的、怒气冲冲的、恨之入骨的反感。他憎恶劈面相逢的一切人——憎恶他们的面孔、步伐、举止。假如有谁来与他攀谈，他简直要啐他一脸唾沫，可能还会咬他一口……

改写自《罪与罚》

或者会这样写聂赫留朵夫下定决心的过程：

他手里握着这二十戈比，往前走了十来步，转身面向涅瓦河，面向冬宫。天空澄碧如洗，没有一丝纤云，河水几乎是蓝晶晶的，这种景观在涅瓦河难得一见。大教堂的圆顶灿灿发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不如从这里，从离小教堂二十来步远的桥上，看得清楚全面，透过纯净的空气，甚至连它装饰的每个图案都历历如在眼前。剧场的声音倏然消失，聂赫留朵夫也早已忘记了剧场里的事；现在，只有一个惊慌不安而又有点模糊的想法挥之不去，占据了他的心田。

改写自《罪与罚》

他伫立着，久久地凝望着远方，这个地方他特别熟悉。他上大学的时候，常常——多半是回家的时候——正是在这个地方凝立，全神贯注地细细观赏这幅的确壮丽辉煌的全景画，这种情况也许有百来次，而且几乎每次都为一种模模糊糊而又难以解释的印象感到惊异。这幅壮丽辉煌的全景图似乎总是向他散发出一股莫名其妙的逼人寒气；在他看来，这幅华丽的画面满蕴着沉寂、萧瑟之气……他每次都对这种忧郁而又神秘的印象感到惊讶，由于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于是把猜破谜底的重任推迟到未来。

改写自《罪与罚》

现在他突然分分明明地想起了自己以前关于此事的问题与疑惑，他深感现在想起这些绝非偶然。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感到怪异不已、不可思议：他竟然像从前一样，站在同一个地方，似乎确实认为现在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思考那个同样的问题，对不久前……还是饶有兴趣的那些论题和画面依然兴致勃勃。他甚至几乎感到好笑，同时又觉得胸中窒闷得发痛。

改写自《罪与罚》

他现在觉得，过去的一切，无论是过去的想法、过去的任务、过去的论题、过去的印象，也无论是这幅全景图，以及他自己，和一切的一切，全都躲藏在水下的深渊中，躲藏在脚下一个隐约可见的地方。他似乎在凌空飞升，一切都在他的眼里失去了踪影……他情不自禁地挥动了一下手臂，突然感觉到手掌中还握着那枚二十戈比的硬币。他松开手，留神看了看那枚硬币，扬手把它扔进水里；然后他身子一转，往家里走去。他觉得，此刻他仿佛已用一把剪刀剪断了自己和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的联系。

改写自《罪与罚》

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表白的场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会这样写：

“您到底需要什么？您最好还是打开窗子说亮话吧！”玛丝洛娃苦孜孜地叫了起来，“您又想引出一个什么话题……难道您只是为了折磨我，才上这里来的吗！”

她再也忍不住了，突然伤心地失声痛哭起来。他愁眉不展、闷闷不乐地望着她，过了大约五分钟。

“您说得对，喀秋莎。”他终于轻轻柔柔地说。他像是突然间摇身一变，他那故意装出来的放肆无礼和软弱无力的挑衅语调无影无踪了，甚至连声音都变得软款款的。“昨天我就亲口对您说过，我不是来请求宽恕的，而现在几乎刚一开始就得请求您宽恕……刚才我谈到卢仁和上帝的旨意，是为了我自己……我这是请您宽恕，喀秋莎……”

改写自《罪与罚》

“没什么，喀秋莎。您别怕……胡说八道！真的，如果细细推断，这全都是胡说八道！”他喃喃地说，那样子煞像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在说梦呓。“我为什么偏偏要来折磨你呢？”他望着她，突然补充了一句，“真的。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一直在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喀秋莎……”

也许，就在一刻钟以前，他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却在完全无可奈何之中把它说了出来，他几乎就要完全失去知觉了，并且感到浑身不停地颤抖。

改写自《罪与罚》

“啊哟，您竟痛苦到这种程度！”她一边细细地端详他，一边伤心不已地说。

“全都是胡说八道！……就是这么回事，喀秋莎（不知为什么，他突然笑了一笑，笑得凄凄凉凉、无可奈何，持续了大约两秒钟），你还记得我昨天说过，打算告诉你什么事吗？”

喀秋莎等待着，心里七上八下的。

“临走的时候，我说，也许这就跟你永别了，然而假如今天我再来的话，那我就会告诉你……我下定决心要娶你，和你一起去西伯利亚。”

改写自《罪与罚》

当然，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各有各的特色。托尔斯泰将目光投放在社会层面上，是一位社会观察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像一名心理分析师，将人物内心剖析得入木三分。我并不是想厚此薄彼，只是觉得这样的“拼贴”别有一番风味。 尝到这种特别“风味”之后，我又想，如果是别的作家，会怎样写呢？

改写自《仲夏夜之梦》

如果是莎士比亚，也许他会这样写被抛弃的玛丝洛娃：

啊！还有什么事情比之你厌恨我更残忍呢？厌恨我！为什么呢？天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好人？难道我不是喀秋莎了吗？难道你不是德米特里了吗？我现在生得仍旧跟以前一个样子。就在这一夜里你还曾爱过我；但就在这一夜里你离开了我。那么你真的——唉，天哪！——存心离开我吗？

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是富于诗意的，主题则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如果出现在了莎翁戏剧中，也许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故事会更加柔肠寸断，会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传唱至今。

改写自《悲惨世界》

如果是维克多·雨果，也许他会这样介绍狱中的革命者们：

那个年代，表面上风平浪静，暗中却隐隐奔流着一股革命洪流。从一八一二和一八二五年年的深谷中，升起阵阵微风。青年一代在蜕变——请允许我们用这个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几乎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时钟的指针在钟面上行走，也在人们的心里行走。人人朝前迈了应该迈出的一步。保王派成了自由派，自由派成了民主派。

这就像涨潮，时起时落，千转百回；潮落的特点便是混合；由此便产生了千奇百怪的思想组合；人们既赞赏彼得大帝，又崇拜自由。这是那个时代的海市蜃楼。各种观点的形成要经过不同的阶段。自由主义，这个荒诞的变种，有一个同样是怪诞的对应物——民粹派。

改写自《悲惨世界》

其他一些团体则更为严肃。他们探索原则。他们热中于权利。他们迷恋绝对，依稀看见了无尽的创造。绝对以其严格，使人想入非非，使人在无限中遨游。没有什么比信条更能制造梦幻，也没有什么比梦幻更能孕育未来。今天是空想，明天就会有血有肉。

先进的思想有着双重基础。“既定秩序”可疑而奸诈，开始受到秘密活动的威胁。这是最富革命的迹象。当权者的隐蔽动机与人民的内心想法不谋而合。酝酿起义和密谋政变一唱一和。

改写自《悲惨世界》

当时，俄国还没有像德国的道德协会和意大利的烧炭党那样庞大的秘密组织，但这里那里，都有一些地下团体，正在伸展蔓延。彼得堡正在筹建工人小组；巴黎也有不少这类组织，其中民意党尤为突出。……民意党中的大部分成员是大学生，还有几个工人，彼此相处甚好。中坚分子的名字如下：……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已成为历史人物了。这些年轻人情投意合，相处得像一家人。这是出类拔萃的一伙人。现在，他们已消失在我们身后看不见的深渊里了。故事讲到这里，趁读者尚未见他们投入一场悲壮的斗争而消失在黑暗中之前，也许有必要用一缕光明照一照这些年轻人。

改写自《悲惨世界》

雨果对革命者更加同情和支持，他应该不会写下“她（薇拉，一名革命者）最令人可怜的是，她头脑里那种极其明显的混乱”这样的话。同时，雨果信仰的人道主义精神，也许会让他为聂赫留朵夫安排一个冉阿让式的结局。

改写自《坟》

如果是鲁迅先生，也许他会写一个这样的结尾：

娜塔莉娅又走近几步，细看了一遍，自言自语的说，“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她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泪来，大声说道：
“德米特里，他们都不理解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德米特里，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

改写自《坟》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许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
玛丝洛娃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 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
娜塔莉娅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改写自《坟》

鲁迅先生同样是一名卓越的社会观察家，同样擅长辛辣而毫不留情地批判社会现实。在这一点上，我更喜欢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很清醒的“看病不抓方”，因而他的文字不会给人以虚假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