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于2018年7月19日开始，展出《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我念叨了许久之后，终于动身成行了。
伴月三星：三星堆文化
说起四川古代文明，大家脑海中都会首先浮现出“三星堆”这个名字吧！而说起三星堆，大家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方颔阔口、大耳突眼的青铜面具。这一形制的文物几乎已经成了三星堆文化的符号了。这次的展览也由这类展品拉开序幕。
青铜面具
如果说面具是参考真人形象来制作的，那么，我们一定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些面具看起来如此怪异？是否三星堆的古人就长这个样子？
我不了解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参考知乎上的安森垚整理和分析的资料（《征途——坚冰》、《征途——洪荒》等，这是安森垚整理、分析很多资料后写的一个科普性系列文章）来看，大约2.5万年以前，一支黄种人开始进入内陆、并逐渐分布在云贵和缅甸等地。这个分支被我们称为“百濮”民族。到了1.2万年以前，百濮民族进入了贵州、四川。其中一支一路向北来到甘肃、青海周边，成为了“古羌人”；另一支则沿着长江一路向东，与万年前失散的表亲、生活在江汉平原及其周边的百越民族融合，成为了所谓“三苗”。古羌人（后来又分裂为东羌。西羌）、三苗、百濮和百越，加上山东附近的“土著”——“东夷”人，这些兄弟们在物质、文化和血缘上不断融合、吞并，慢慢地拉开了炎黄传说的帷幕。
没敢盗安森垚的图，参考着他的资料自己简单画了张图。详细情况请移步他的文章。
参考上述资料，我个人推测，出现在公元前18世纪、即大约5000至3000年前的三星堆文明，很可能是由遗留在四川盆地的百濮民族建立起来的。四川盆地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所谓“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因此，当华北平原、江汉平原上的文化和血统在日新月异地“新陈代谢”之时，四川的这支百濮人却仍保留着古老的面貌。并且，他们用那个时代特有的方式——青铜器——把自己的文化和形象保留了下来。
所以，三星堆文明与我们所熟知的中原文明，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不仅仅在于这些面具的长相与我们非常不同，而且还在于：中原文化似乎从未出现过以人脸为主题的青铜器。三代、先秦留给我们的，基本都是鼎、罍、豆等餐具，或者是戈、剑、斧等兵器。人物形象？恕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
最后，注意看图中正中间这位：他的发型与别人有明显的区别。这两种发型代表的不是个人的喜好，而是三星堆文化中的两个族群。考古学家们将二者称为“辫发族”和“笄发族”：图中央的是“笄发族”，因为他需要用发笄来固定发型：其他人则是“辫发族”，因为他脑后拖着一条辫子。参见下图。记住这两个名字，它们还会出现。
发型不同，身份、地位也不同。左为笄发，右为辫发。
当然，还有其它不同，我们接着看展览。
眼睛图腾
也许是蜀地多云雾的缘故，古蜀人对太阳、眼睛、飞鸟等能让人“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事物有着特别的宠爱。如青铜面具中向外凸出、延伸的眼睛，就被一些人解读为是视力很好、看得远看得清的意思。中原文化虽然也有对鸟的崇拜（如商朝青铜器上的凤鸟纹、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鸮尊等），但鸟形文物似乎并不多，与太阳、眼睛相关的就更加屈指可数了。而在三星堆就出土了一批这样的文物。
在迷茫大雾中，这些确实能让人看得更远、更清晰
我们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来看。上面这组展品中，第一件是鸟形青铜装饰物，第二件是人面鸟形青铜装饰物。其中，第二件展品与同坑出土的一棵小型神树（可惜这次没展出）上的装饰物一模一样，可知它应该也曾傲立于神树树梢。第三件是一个巨大的鸟头。第四件是一组乐器，其中有一件是鸟头形的铃铛；看来古人也注意到了有些鸟儿的叫声很清脆悦耳。第五、第六件是两件眼睛形状的估计发掘现场没有找到与车轮配套的其它部件吧。最后一件也是眼睛形状的青铜器，细看看的话可以发现：它与前面几件展品的风格大相径庭；这是因为它是金沙遗址出土的十二桥文化文物——前面的都是三星堆的。十二桥文化虽然也是古蜀文化，但是，很明显地可以感觉到它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多，因而与三星堆文化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后面详细说说。
青铜器
三星堆文物中，与中原文明风格相近的并不多。大件的青铜器只展出了两件；玉器虽有一些熟面孔，但是形制上都有强烈的地方特色。
三星堆两件大青铜器，以及一个小青铜兽面
上图是本次展出了两件三星堆的大件青铜器，没记错的话是两件兽面罍。图中第三件是展出的一个小件的青铜兽面，应该是某个祭祀用品上的装饰物。
如果熟悉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就可以发现：这些兽面纹与我们所熟知、常见的饕餮纹、夔龙纹都不一样。它们与前面展出的青铜面具有几分神似：大眼、阔口，悬胆鼻。不仅如此，这三件展品的兽面纹彼此之间也非常相似：尤其是第二件青铜兽面罍与第三件青铜兽面，几乎每一处纹理都可以互相印证。因此，我个人推测，这应当是一种古蜀文明所特有的、融合了古蜀人自身形象特点的一种神兽。嗯，我是不是也可以去给三星堆博物馆写信了，这很民科哈哈。
玉器
在介绍展出的玉器之前，先介绍一些玉制文物形制：璧、瑷、环、玦、珏、璜、琮、璋。为什么只介绍这些？哈哈当然是因为我比较熟悉这些啦！前三种的样式大多是扁平、圆形、中心有圆孔，依据孔的大小来做区分：孔的半径小于总的半径的一半，则叫做璧——著名的和氏璧就是这种样式了；二者相等，则叫做瑷；大于总半径的一半，则叫做环。玦和珏与它们的区别在于：璧、瑷、环是没有缺口的；玦和珏则有缺口。而玦和珏的区别则在于：玦是由一整块玉制作而成；珏则是两块玉组合而成，它的字形至今仍表达着这一含义。这五种玉的基本形状还是扁圆形；璜、琮、璋则完全不同。璜可以理解为“半个璧/瑷/环”。琮则很像一个外方内圆的笔筒——有人认为这是表示“天圆地方”——并且会有好多节摞起来的样式，据说目前出土的最大的一个琮有九节。最后的璋——千万注意不是獐哈哈——则像是扁平的长方形，一端有孔，另一端有稍微凹进来的刃；总的来说，璋就是半个圭（但是圭又是什么样子啊老师你压根没有讲啊喂）。
猜猜它们都是哪种玉器、以及缺了哪一种？
这几种玉器都是礼器，都各有各的用途。《荀子·大略》说：“聘人以珪，问士以壁，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说的是招聘（也许是订婚）时用“珪”做聘仪；向士大夫征求意见时用“璧”做为回礼；召唤他人时用“瑷”做信物；与人绝交时用“玦”表示决心；与人和好时则用“环”来表示回心转意。《周礼·春官·大宗伯》则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这里所提到的“璧、琮、圭、璋、琥、璜”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六器”。当然，除了这些之外，也还有其它的玉剑、玉戈、玉斧等器物。有可能它们不仅是礼器，还是实战的兵器：《越绝书》中就曾提到过“黄帝之时，以玉为兵”。
好了，简单预习之后，我们来看看这次展出的三星堆的玉器。
本次展出的三星堆玉器
上图是三星堆出图的一些玉器。是不是都挺奇形怪状的？是不是顿时懵圈：老师，这道题超纲了吧啊喂？！
左边这件叫“戚形有领玉璧”。根子上讲它是一件玉璧。只不过它有些特别：首先，它不是正圆形，而是鞋底形。据说这个形状很像“戚”字——话说哪里像了啊喂——所以叫做“戚形”。不过，也有人叫它“玉锄”。要我说，这应该叫“玉草履虫”——说不定这是三星堆古人们参考草履虫的形状制作的呢哈哈。其次，这块璧的中心圆孔是有“领子”的，就像高领毛衣的高领那样竖起来。这就是“有领”的含义。右上那两件，一件是“有领玉璧”，一件就是典型的玉琮了。右下角这三件属于玉制兵器，从左到右分别是玉斤、玉刀、玉凿。“斤”是指小斧子，“运斤成风”说的就是抡小斧子抡出一个山竹来……哈哈。
总的来说，三星堆的玉器与中原玉器虽然有相似之处，但还是有很明显的差异的。这与青铜兽面纹的情形相似，地方特色非常浓郁。
此次展出的三星堆文物基本就是这些。后面的展柜中陈列的是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部分文物。
金沙光芒：十二桥文化
据国博相关页面介绍：“十二桥文化是以成都十二桥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十二桥文化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12世纪中叶而止于公元前6世纪，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金沙遗址是十二桥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展出的十二桥文化展品大多来自金沙遗址。
遗传与变异
十二桥文化不仅继承了三星堆文化的遗产，而且加强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可贵的是，展品中甚至可以看出它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丝联系。这些都可以从本次展览的展品中国窥见一斑。我们来看看吧。
上面几件展品，很好地呈现了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传承与差异。
其中的金面具其实只有3.6cm x 4.9cm大小，比一张地铁卡还要小。考古学家推测，这个面具也是戴在青铜头像或青铜小人脸上的。本文开头的图中，三星堆文化展品中也有一个戴金面具的青铜头像，可见以金面具来象征身份或权力的奢靡作风还真是一以贯之啊。但是，相比三星堆金面具的“怪异”造型，十二桥金面具似乎顺眼了许多：下巴不是那么四四方方、而颇有点“鸭蛋脸”的意思；眼睛也不是“三角吊捎眼”，而颇有点杏眼圆睁的感觉；鼻子也不是那么大一颗的蒜头，而是颇有点小巧的悬胆鼻。如果说，三星堆面具说明三星堆文化是由百濮民族建立的，那么十二桥面具则可以说明十二桥文化是由另一族群建立的。这一族群是谁呢？
还记得前文说的“辫发族”和“笄发族”么？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介绍：在三星堆文化时期，“‘辫发’族群主世俗事务，‘笄发’族群主祭祀”，到了金沙村遗址，则变成了“辫发”族群来从事宗教祭祀活动。此外，金沙村铜人既做出进行宗教礼仪的模样，还插一柄短杖在腰间，显示出多重职能。可见，十二桥文化是由在三星堆文化中不太受重视的“辫发”族建立和掌权的。
但是，为什么在三星堆文化时期长相相似的两个族群，到十二桥文化时期却如此判若两人呢？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有外来人口混入了本土血统。是什么样的外来人口呢？这就很难说了。但十二桥文化时期，古蜀国与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这是不争的事实。
上图中的第二件是一条金冠带。据解说员说，这条冠本应与兽皮、羽毛等物件共同组成一顶王冠。兽皮、羽毛等已经湮没成历史的尘埃了，只有这条冠带保留了下来。如果说金面具说明了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在人种、族群上的差异，那么这条金冠带则可以说明二者之间文化的传承。为什么这么说呢？请注意这条冠带上的花纹：这是一支箭射穿一条鱼和一只鸟的的图案（看不清的话可以移步此处看大图）。同样的图案还出现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样象征权力的、包覆金箔的权杖上（遗憾的是，这根权杖只剩剩下了外层的金箔；并且这次也没有展出）。可见，虽然族群发生了变化，但是文化却依然在三星堆和十二桥之间传承了下来。
这条金冠带，再加上那根金权杖，不仅能说明十二桥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且还隐约暗示着古蜀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某些联系。中原文明虽然在商周时期就逐渐发展出了冕服、印绶，但从未出现过王冠和权杖。王冠和权杖是西方的传统：从古埃及、古希腊一直到现在的英女王，都需要借助它们来展示地位和权力。为什么王冠与权杖这一西方式的组合会出现在古老的东方？有可能是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趋同进化”；也有可能这就是从西方传入的一种风尚。后世汉朝曾自巴蜀向西南开通“西南丝绸之路”，经缅甸，到达身毒（古印度、贵霜帝国），北上大夏（西域古国，又称吐火罗）；那么古代西方人经印度来到中国西南也并非不可能。十二桥文化正是中原的商晚期到春秋晚期，此时的西方世界大约是古巴比伦、亚述、波斯帝国、希腊城邦等先后崛起的时代。其中的波斯帝国一度向东打到了印度，那么它与古蜀国发生文化交流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如果再考虑到十二桥面具所暗示的人种、基因大“变异”……哈哈，这种交流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或考古发现作为支持，完全是我在开脑洞。这很民科哈哈。
图中第三、第四件都是虎形青铜饰品。两只老虎看起来似乎大同小异，但左边这件出土于十二桥遗址，右边的则出土于三星堆。这两只老虎的“大同”也可以例证这两个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三星堆的老虎身体纹路是有小石子镶嵌而成；十二桥的老虎在身体的纹路、样式和制作工艺上，则更像同时期的一些商周青铜器。由此可以看出十二桥文化吸收了不少中原文化的养分。
惟妙惟肖的动物
除了青铜虎之外，十二桥文化展品中还有不少其它动物。
上图中第一件展品是一只金蛙。这件展品似乎是个孤例，因为古蜀文明崇拜的太阳、神鸟、神树，都有多件文物出土，但蛙形文物只此一件。这有点像故宫太和殿屋檐上的“行什”，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第二件是石虎。虽然不是五胡十六国的那个，但其凶残程度恐怕相去无几。这件石虎在出土时，它的血盆大口正对着一个跪姿、双手反绑的石人的胸口。二者合在一起，展现了一个饿虎撕咬囚犯的血腥场景。第三件是石鳖、第四件是石蛇。石虎、石鳖和石蛇与金蛙不同，它们非常写实，栩栩如生。此外，这件石虎与后世人们用来守墓的石虎也很相似，很可能是同源异流的。
发型与身份
顺带一提，用发型来区分身份、地位的，不止是辫发、笄发两个族群。囚犯和战俘们同样有自己特别的发型。如下图中，左边就是被上面那只石虎撕咬的囚犯。他虽然是辫发（看不清他的发辫的可以看这里的大图），但却是个中分发型；右图是三星堆文化中的一个异族战俘，他的发型是从脑后向前梳的，颇有些怒发冲冠的样子。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发型，同样的地位卑微
玉器
十二桥文化也有不少玉器。我拍了几件比较有特色的展品。
上图中，左上角显然是一块玉璧；而且是有领玉璧。与此前见到的有领玉璧不同的是：它的外缘还有四组“牙”。因而，这件展品被称为“有领牙璧”。右上角是一件玉凿和……考古学家们也不清楚另一件叫什么、是做什么用的，只能姑且称之为“梯形玉器”。
最有意思的是第三张图中的展品。图中最下面一行的是几件玉镯和玉环——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镯”和“环”的区别。上面两行是什么呢？看起来像是有领玉璧和“玉草履虫”？可是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呢？哈哈，从形制上讲，它们确实是“有领璧”和“戚形有领璧”，但它们全都是青铜器，是用青铜仿制的“玉”璧。“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一开始有了青铜器作为礼器，又有了玉器作为礼器。两种礼器重合在一起。而这两种礼器，又给我带来更多的礼器。得到的，本该是像梦境一般幸福的时间……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哈哈，打死白学家！
青铜器
笑话不多说，下面来看本次展览的一大重头戏，四川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象首耳兽面纹青铜罍。
四川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象首耳兽面纹青铜罍。
这件青铜器真不愧为“镇院之宝”！首先大家可以仔细看看它的身上铸上了多少种动物：蛇、蟠龙、象首(器名中的“耳”指罍身两侧的两个大“把手”)、鸟纹、象纹、青牛纹，个个栩栩如生…这哪是几千年前的青铜器，这简直是一个四川野生（神奇）动物园！在一件青铜器上荟萃这么多动物，蔚为可观。
中原文化也有动物崇拜，但似乎很早就图腾化、抽象化了。因此，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出现的多是高度抽象、概括的图形、纹样，鲜有如此具体的动物形象出现。而在十二桥文化中，这些高度写实的动物形象多次出现——前有石鳖石蛇，此处有青铜“动物园”，后面还有一个牛头纹青铜罍——背后有一定的文化原因，大概也可归入古蜀特色吧！
据解说员说，这件精美的青铜器是用失蜡法铸造的。所谓失蜡法，是先用蜡铸成模型、雕好纹样，然后在蜡模外敷上造型材料，接着再整体加热，使蜡融化流出，造型材料就成了一个空腔铸范。向空腔中浇入液态金属，冷却后即可得到与蜡模一样的金属器了。但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出土于曾侯乙墓，铸造于约公元前五世纪、战国早期；而十二桥文化灭亡于约公元前六世纪、春秋中晚期；二者在时间线上有冲突。不知是解说有误，还是我的信息有误。
除此之外，这件青铜罍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它非常写实的展现了大象的形象。现代中国除云南外，已看不到野生象了。但在三代时，中原地区仍有大象。这件青铜罍则说明当时的四川也有大象。事实上十二桥遗址中还出土了几千根象牙，总重三吨多，最长的一根长达一米八。本次展览也展出了一根一米五的象牙，还带着雕刻痕迹，令人啧啧称奇。
除了那件镇院之宝之外，本次展览还展出了两件十二桥文化的青铜罍：牛纹青铜罍和蟠龙盖兽面纹青铜罍。这两件青铜器上的动物形象也很写实。其中的蟠龙，很像幼年的钝口螈。不过这种蝾螈只分布在墨西哥，古蜀先民们多半是看不到的。
十二桥文化的展区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古蜀文明将进入一个新的篇章：青羊宫文化。
马家风尚：青羊宫文化
同样据国博相关页面介绍：“青羊宫文化是以成都青羊宫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青羊宫文化时期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而止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即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代至汉代早期”。也许有人会注意到：战国时期（准确的说是公元前316年)，秦国就已吞并了巴蜀；为什么青羊宫文化的断代会延续到汉代早期呢？据介绍，虽然古蜀国灭亡于司马错，但古蜀国的文化仍然保留、传承了下来。直到西汉汉武帝开发“西南夷”，这种文化传承才算是走到了终点。因此，青羊宫文化也被称为“晚期蜀文化”。传承与融合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
文字
我们常说，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的展品中，都没有出现与文字相关的展品。但青羊宫文化却展出了很多。我们先来看看这样一批展品。
这组展品是青羊宫文化不同时期的文物。上图排序有点乱（拼图软件的锅），我按展品展出顺序、而非图片顺序来介绍。
第一行第一件展品是青羊宫文化展区的第一套展品。之所以说是“一套”，是因为这种虎面纹、带铭文的戈一共展出了九件。这套戈的形制与我们常见的戈有些不同，其上的纹路也有强烈的古蜀特色。但他们最大的亮点无疑是那个铭文。遗憾的是，无论是展区的文字说明、还是解说员，都放过了这个铭文。因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第一行第二件展品，堪称本展区的焦点。它也是一件虎纹、带铭文的戈。但是，它的铭文非常的与众不同。其它展品上的铭文，都是我们熟悉的金文或小篆。但这件戈上铭刻的图案与其它的装饰图样风格迥异，本身也不是常见的兽面/凤鸟/饕餮等纹样。它们很可能是古蜀人所使用的文字。这件戈并非孤例，在十二桥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其它的、刻有相似铭文的文物，只不过这次展览只展出了这一件。遗憾的是，我们目前仍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文字，也破解这些“文字”的含义。
然后我们跳到第三行的这四枚印章——实际上一共展出了六枚印章。青羊宫文化相关的古墓中，有一座墓被推测为属于某位蜀王。这些印章多半也归属这位蜀王。这个印的图案是两个人抬着一张案，案下（也许是案前）放着一个罍；案上（或案后）是一个十字网格状图案，也许是祖先的牌位、或者是某种建筑物；这个图案的左右是两个“铎”。印章一般用于表明主人的身份，也许这枚印章的主人是一位祭司，执掌着祭祀礼器、仪式和祖庙？不得而知。
然后我们回到第二行，看第一件展品。这也是一整套青铜鼎中的一件。这套青铜鼎就非常眼熟了：三足、圆腹、双耳，加上鼎身的图纹，都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鼎非常相似。没错，这就是一套楚鼎。在其中一个鼎的盖子内，还有四字铭文可作决定性的证据：“邵之飤鼎”。解说员说，“邵”通“昭”，即楚国三大贵族之一的“昭氏”（顺带一提，另外两个贵族姓氏是“景”和“屈”）。由此可见，这套鼎确实来自楚国。但它是战利品？还是国礼或者陪嫁？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青羊宫文化时期的古蜀国与长江下游的楚国有规格较高、较正式的交流。这与民间私下开展的小规模来往相比，有着质的飞跃。
好了，然后来看第一行第三件展品。这是一支青铜矛，在矛头尾部有两个铭文。这两个是什么字呢？解说员说，这是“成都”二字。没错，在成都出土的、铭刻着“成都”二字的战国时期青铜矛。这支“成都矛”的出土，证明了至少在战国时这个地方就叫“成都”了。
第二行第三件展品（是前景中的那支青铜戈，不是后面那两个人）采用了秦国文字——小篆——来篆刻铭文。因而，这三个字就好辨认得多了——这是“书同文”带来的的文化传承——这三个字是“蜀东工”。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蜀地名叫‘东’的工人”吗？嗯……差不太多。解说员介绍说，“蜀东工”指的是成都东部的一座兵工厂。而在一件本次未展出的青铜戈上，赫然刻着“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蜀东工”等文字，将丞相、太守、兵工厂厂长、车间主任、制造工人的名字全部刻了上去，将秦国“物勒工名”制度执行得淋漓尽致。
与文字相关的展品，还有一件有名的“青川木牍”。但是，这支木犊除了内容与蜀地有关之外， 几乎全与秦国人物、制度相关，与古蜀文化已没有太大关联。加上我拍照技术太渣，把本就难以分辨字迹的木牍拍得糊成一片，我就不放图、介绍了。“蜀东工”青桐戈、青川木牍可以说明，在彼时的蜀地，秦国的文化、制度已经比较根深蒂固了。蜀地本土文化只能在融合中维系下去，直到下一次大一统带来的文化冲击让它彻底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这组文字相关的文物，大概可以展示出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逐步融合的过程。而下面这组文物，则可以展示出在融合过程中所呈现和保存下来的蜀国特色文化。
古蜀特色
上图中，左上是一件虎纹青铜钲，下图是一把柳叶形虎纹青铜剑，右上则是双鞘双剑的柳叶剑。
两件虎纹青铜器上的虎纹，可以与前面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中出现过的虎形青铜饰品做个对照，是不是很像？当然，非要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老虎一样肥……那也说得过去。但这几处虎纹还是可以说明三星堆、十二桥和青羊宫的文化是有一脉相承之处的。
说完传承，来说说创新的特色，也就是右上的双鞘双剑。也许赵灵儿当年就是拿着这一对剑闯荡江湖的呢……哈哈。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大地上虽然出现过诸如干将莫邪巨阙鱼肠这样的传奇之剑，但基本上都是单剑。双手各持一剑的用法似乎从未出现过。但在蜀地，不仅出现了双剑，而且还有与之配套的双鞘。这真可谓中华（武侠）历史上的一朵奇葩哈哈。
如果说双剑还不够本土特色，那么下面这三件展品绝对称得上独步天下了。
青铜器
这三件青铜器虽然形制不太一样，但是风格非常统一：附属的饰品非常少，器身上密密麻麻的嵌刻着大量人物战斗（上部两件）、狩猎（左下）的场景。所谓嵌错工艺，就是将器物的表面刻出凹槽，将金银丝嵌入凹槽，并将它们捶打压牢，再用磨石将它们磨平，最后用毛皮沾水反复擦亮。
实话说，把这种风格成为“蜀国特色文化”，我有点心虚：无论三星堆文化还是十二桥文化中，都从未见过这样的青铜器。反而是千里之外、爱琴海畔的古希腊曾出土过一些类似的彩绘人物陶瓶，难道……哈哈，脑洞就不开了。实际上，这种将整个“画面”分成上中下几个区域、每个区域中密布大量人物的画风，一直影响到了后世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可见，在文化交流上，古蜀国也并非始终是“接受者”，同样也是“传播者”。
至此，《古蜀华章》就算游览完毕了。看完这篇游记之后，是不是产生了去现场一饱眼福的冲动呢？可惜的是，国博的展览在9月19日就完结了。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去四川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地一睹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