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只读转向读写，已有五六年了。七七八八地读，零零碎碎地写，全凭感觉。
感觉得多了，就有了点感觉。“读”这部分暂且不提。“写”这部分，慢慢地收敛到两个方向上：其一是以我为主，写读后感，其二则是以书为主，写书评。由于某些不可名状不可直视不可言说的原因，两个方向进一步坍缩到了“写书评”上。
写得多了，渐渐感到了“理屈词穷”。“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发人深省”……我好像只会这样分析、只会这几个词。以前笑话美食节目“入口即化”包打天下。现在被回旋镖扎了心，一扎一个嘤嘤嘤。
不会写不要紧，我可以学嘛。
这就是我翻开《晦庵书话》的初衷。
该说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呢，“学习”的期望落空了。
不是唐弢写得不好，也不是我学得不认真。实在是学不来他的这个路数。
怎么个路数呢？我愿称之为“三板斧”。
第一板斧，是书籍的版本、目录等文献学方面内容。例如：
《呐喊》原为新潮社“文艺丛书”的一种，共印两版。第三版起，改由北新书局发行，列为《乌合丛书》之一。新潮社初版本《呐喊》于1923年8月出版，当时《文艺丛书》已经出了两种，一是冰心的《春水》，二是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呐喊》按次序该是第三种。新潮社各书纸质精良，装帧讲究，《呐喊》用大红封面，在当时可说十分别致。初版收小说十五篇。这些小说在结集之前已经享有盛誉，因此书一问世，立刻销售一空。同年12月再版，内容仍旧，只是印刷者京华印书局却改为京师第一监狱。……
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抽去了《不周山》，这“第二版”指的是重排的时间，即1930年1月北新版第十三次印刷的时候，离仿吾的发表批评已经整整六年。《呐喊》作为《乌合丛书》之一，自1926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为止，先后印行了二十余次，可以看出这部书受欢迎的程度。
《死水》出版于1928年1月，新月书店发行，收诗二十八首，格律整饬，和当时“新月派”其他诗人相似。但不拘于个人情感之得失，把反动统治下的生活比作死水，对现实社会深致不满，则又卓然独立，和许多人不同。他的另一个诗集《红烛》出版于1923年8月，由泰东图书局发行，封面白底红字，用蓝条框边，装帧粗俗，殊不美观。集内收序诗《红烛》一首，《李白篇》三首，《雨夜篇》二十一首，《青春篇》十七首，《孤雁篇》十九首，《红豆篇》四十二首。
这些内容不仅有版本学、目录学方面的意义，也有介绍出版发行的时代背景的作用。此外，如果购书渠道不够通畅，这些信息还有非常大的实用价值：你也不想费时费力买回一本《呐喊》，却发现少了《不周山》吧？你也不想因为不知道大概内容，而错过闻一多先生的诗集《红烛》吧？
可惜，我既不从事出版编辑工作，也不搞版本学、目录学。这一板斧于我，就如“壁里安柱”，不学不学。
第二板斧，是书籍与其作者们的故事、趣事。例如：
《邻二》的末一句是“美妙的眼睛惘然望着辽远的池里的绿水”。据施蛰存在《无相庵断残录》里说，“池里的绿水”五字，是由他加上的。原来茅盾这篇散文，写给《新文艺》月刊，原稿发下排印时，最后一页被排字工人遗失，一时无法请作者改正，就由编者施蛰存加上五字，算作结束。发表后茅盾去信更正，而《新文艺》却已停刊了。原文应该是这样的：……
振铎写这本书时，尚在伦敦，每天出入于不列颠博物院，抄录并研究藏在该院的中国古籍，有时觉得疲乏，便也翻翻别的书，于是就向《希腊神话》、《罗马传说》一类的书籍探求了。按他的计划，把这些神话传说演译成中文，在《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总题下，分为三部：第一部《神谱》，第二部《英雄传说》，第三部才是这《恋爱的故事》。但因当时孤身远客，不免常常思家，便先从《恋爱的故事》入手。
这便带来了一个疑难问题：倘说《世界文化》本来就出过第二期吧，根据当时的形势似乎不大有此可能；倘说本来没有出过第二期吧，却又明明存在着第二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经过仔细考查，才知道这一本《世界文化》是由“文总”编辑，其实该是《文化月报》的第二期。两个刊物的社址是相同的，《本报启事》和《征稿条例》的文字是相同的，出版期也大致衔接。更重要的一个证据是：发表在《文化月报》第一期上嵩甫翻译的《五年计划中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是一篇未完待续的稿子，却由《世界文化》第二期续登完毕，这就坐实了前后承继的关系。不过因为刊名由《文化月报》改作《世界文化》，开本由十六开缩为二十三开，从形式上，容易造成错觉，使人联想到“左联”的第一期《世界文化》，以为倒是它的续刊了。
读书而关注书外的故事，固然有“吃完鸡蛋找母鸡”之嫌，也有“知人论世”之哲。何况施蛰存续貂之举，对原作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郑振铎思乡之情，也未必不会流露在字里行间。了解这些书外的背景故事，对我们理解书中的内容也会大有裨益。
可惜，我连作者都不认识，更别提作者们的轶事、趣事了。这一板斧于我，恰似“窑头土坯”，不学不学。
第三板斧，是藏书家语，如封面装帧、买书校书等事。例如：
《引玉集》收录的是苏联版画，鲁迅特意寄到日本去印刷和装订。书高七吋半，宽六吋，封面底版黄色，鲁迅自作图案，红底黑字。书脊与底面则为黑色，脊上书名用红字，色泽和谐，特别雅致，共收图五十九幅。（初版封面及后记均作六十幅，误。）……
纪念本更为讲究，比流通本高出一吋有余，麻布封面，皮脊包角，书名是烫金的。又因所选纸质更佳，比流通本厚过一倍。这两种本子一列用纸套。不用说翻检内容，就是一看到版式装帧，也使人美感突兴，神驰不已。
我买书垂三十年，于此道略不讲究。抗日战争胜利后，偶然兴起，自己镌了一方，有时也钤在书上。虽然少年好弄，二十岁以前学过金石，但毕竟只是恶札，倘论功力，那就不在话下了。
爱屋及乌，人之常情。钓鱼佬喜欢好看的钓鱼竿，赛车手喜欢好看的头盔，游戏迷喜欢好看的皮肤，读书人喜欢好看的装帧，都是这样的。
可惜，我是电子书爱好者……我总不能写“我这本《xxx》是EPUB格式，封面是SVG高清矢量图，字体是……”吧？这一板斧于我，也是“水中捞月”，不学不学。
真不是我不学。作为作家、文学理论家、藏书家，唐弢的视角和视野令我望尘莫及。他舞这三板斧，是“为长者折枝”；我学这三板斧，却是“挟太山而超北海”。臣妾做不到啊！
就这样，读书学习变成了为翻书消闲。
该说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呢，“消闲”的期望也落空了。
我是个电子书爱好者，而且是个精（xiao）打（qi）细（ba）算（la）的电子书爱好者。能从网上搜寻到的电子书，我就绝不会花钱开xx会员。《晦庵书话》面世有年，电子书并不难找。
难的是找到一本好的电子书。
而我下载的这一本，简直惨不忍睹。书中几乎所有“门”字全都成了“巾”，如“杜鲁巾”、“装巾面”、“北巾书店”；几乎所有的“令”都成了“分”，如“密分”、“奉分”等；几乎所有的“灰”都成了“风”，如“银风色的死”、“风烟灰雾的十二月”、“银风的景色”等。英文单词间几乎全都没有空格，英文连字符也大多不合时宜……
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这本书是用OCR技术转换成电子书的。也不知道是谁家的OCR服务，识别准确率这么低。准确率低也就罢了，居然还扫出来两个繁体字：“干没”误作“乾没”，另有一个“門”字。简直匪夷所思。
如果只是“装巾面”、“密分”这种倒还好分辨。最怕遇到人名。“杜鲁巾”、“蔡子民”和“夏丐尊”也就罢了，“杜其土垚”（杜其垚）、“常絮”（常挈）、“钱君匈”“钱君匐”“钱君甸”“钱君匍”（都是钱君匋）、“江小鹅”（江小鹣）……不仅叫人哭笑不得，而且摧毁了我对本书所有人名的信任：凡书中人名，必须检查。什么士敏土、昌英、端六、亨利希·曼、马格努斯·薛菲尔、刈米达夫、莹环、钱君胥……还多亏认真查过，否则我就把“钱君胥”也认作是“钱君匋”了。《晦庵书话》中提到过“校雠工作的重要”，想不到我居然成了活生生的例子。
举例来说，《颜氏家训》记江南有个权贵，爱读左太冲《蜀都赋》，而根据的本子不善，其中“蹲鸱所伏”一句，注文：“蹲鸱，芋也。”“芋”字误作“羊”字。人家送他羊肉，他一时高兴，舞文弄墨起来，回信道：“损惠蹲鸱，……”收信人查得出处，不觉大吃一惊，奇怪为什么刚刚送去的羊肉竟变成了一个大芋头。羊肉和芋头虽有出入，问题还不太大。最糟糕的是《俨山外集》所记一事。据说明初名医戴元礼，路过南京，看到一个同行门前候诊的人很多，以为必是名医，正想登堂求见。恰好那位医师追着一个病人出来，嘱咐煮药时务必放一块锡同煎。元礼闻所未闻，以为必是秘方，赶紧上前请教。医师让入屋内，出书相示，却原来有个“饧”字误印作“锡”，糖浆便成了不知何味的锡汁。自然，这回遭殃的是病人，后果如何，很难逆料。不过为了证明校雠工作的重要，我以为仍然是一个有力的例子。
更想不到的是，我在这一点点的“交谁”中，居然目睹了AI“幻觉”和“对齐”的过程。
我读书的那个APP有一个“AI问书”功能。当读到“在改订这书的当中，本来是想把《银风色的死》及《还乡》两篇删去的……”时，我用AI问书功能查了一下“银风色的死”。这个AI一本正经地向我解释说：《银风色的死》是郁达夫创作的小说云云，还介绍说某部太宰治作品中也出现过“银风色的死”这一描述……
它说得如此有理有据，连我这个搞IT信以为真了！真是“逐年家打雁，今却被小雁儿鹐了眼睛”！直到再读到“空中漂浮着银风的景色”、“花影底绰约，却是银风色的”时，我才逐渐回过味来。再用搜索引擎一查：哪有什么“银风色”的死！哪有什么太宰治的作品！AI你个大骗子！
更离谱的事发生在我用AI问书搜“钱君匐”“钱君匈”时——直接看图吧。要不是我多少还知道一点钱三强先生，只怕这次又要被它骗了！
这些都是典型的“AI幻觉”。而“对齐”主要出现在对“银风色的死”的解释上。现在再用AI问书查“银风色的死”，它虽然还会说这是郁达夫的小说云云，却不会再提到太宰治了。如果不是AI问书在“对齐”，就是我出了幻觉。想了想，还是归为前者吧……
就算AI不能对齐，我自己来对齐总可以吧。错别字，我来改；连字符，我来删；阙文漏字，我来补；引用格式，我来调……
就这样，我的读书学习计划又从翻书消闲转向了“校书郎的日常”……
该说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呢，当个校书郎还蛮开心的。除了学习电子书编辑排版的收获，以及精读细读、多方查证的乐趣之外，“校对”这本书还带来了一个意外之喜。
《晦庵书话》已再版多次。在早先的一些版本中，本书配有一些插图。最新版不知何故，把插图删了个精光。而我下载到的这个版本——
当然没有插图啦，一个ORC识别得错字连篇的版本，怎么可能还配插图，想得真美。
但是——这次居然不是“万恶的”但是了——虽然没有配图，但是这本书保留了插图的备注。既然有插图处有备注，那么有备注处自然就有插图。循着这条线索，我费了一点工夫，给书中所有的备注都配上了图。有些实在找不到的，也寻了一张相近的放上，并斗胆留了个“电子书编者按”：
《翻版书》中“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八个大字，总令我这个读电子书的人如坐针毡。好在后面还有“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个大字……虽然我不是“细心绸绎，反复勘对，穷毕生之力，孜孜矻矻地做着校雠工作的人”，但至少这一次，我还是蛮得意的。
对于那些细心绸绎，反复勘对，穷毕生之力，孜孜矻矻地做着校雠工作的人，我以为是应该感激的，因为他们使许多向来认为难读难解的古书，从此可以读，可以解，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去了解古人的思想和生活。鲁迅所谓：“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或者就是这个意思吧。
并向那些真正的校雠工作者们、出版工作者们致敬。
读也读了，校也校了，写也写了。回头看看，就做个翻书消闲的一般读者也挺好。大作家的书，大评论家的书评，两大家子“伺候”我一个人儿，这福分还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