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接受蒙元侵宋，而抵抗日本侵华？
接受蒙元，不是说我们不做抵抗、开门投降，而是说我们最终把蒙元纳入了中华文明和历史之中。作为后来人，谈论蒙元和谈论秦汉唐宋，我们的心态没什么差别。
抵抗日本侵华，不用过多解释。从七七事变、从九一八事件、从日本侵占台湾岛开始，直到现在，哪怕将来日本正视历史、正式道歉了，我们对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都只会有仇恨和反抗。
同是外族入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这是个很大的话题。我只能尽我所能，努力开动“线性和条理性”的思维，努力“分析、反思然后得出结论”，然后说点个人理解（后面我就省略这句声明了，反正都是我的个人理解）。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首先，蒙元侵宋和日本侵华，二者不在同一个时间量级上。在后者的时间长度内审视前者，你会发现：南宋对待蒙古入侵，和我们对待日本侵华，几乎如出一辙。
日本侵华战争的时间，从七七事变起共八年，从九一八事件起共十四年，从侵占台湾起共五十年。现在通行的表述是十四年抗战。这十四年里，中国出现了好几个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武汉政府，还有苏维埃政权），有一位国家元首（北洋政府总统张作霖，虽有种种问题，但当时他确实是国家元首）被日本人暗杀。我们在东北、在华北、在江南，在上海、在台儿庄、在平型关、在武汉长沙常德南宁，在每一寸土地上浴血奋战。我们的张治中、赵登禹、杨靖宇、左权，还有千千万万的战士马革裹尸。战争之惨烈、伤亡之惨重，令人触目惊心。
蒙宋之间，从1234年“端平入洛”开始到1279年崖山海战、钓鱼城投降为止，鏖战了整整四十五年。在这四十五年间，蒙古人换了三位大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其中蒙哥更是战死在钓鱼城前线。在南宋方面，虽然没有郭靖杨过帮助，襄樊仍然坚守了五年之久。襄樊失守后，淮扬战场还抵抗了三年。甚至临安陷落、宋恭宗投降了，扬州还在激战不止。临安陷落后，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十万军民赴崖山。数字可能有夸大，气节不可谓不慷慨。在崖山海战之后，钓鱼城的守将王立才以“不可杀城中一人”为条件开门投降。至此，钓鱼城已战死三位主将，城上的烽烟已飘荡了三十六年。
你看，在日本侵华的时间量级上，我们同样地抵抗蒙元侵宋。
接下来，我猜你一定要问：如果日本像蒙元那样，占领、统治了中国那么多年呢？到时候，我们会承认他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吗？
这个问题不能只用时间来回答。时间这把尺子，最通用、最简单、最直观，也最浮于表面。看似它可以解释一切，实际上它什么都解释不了。
从1895年起到1945年止，日本侵占台湾五十年。对那个“日据时期”，我们至今仍将其视作外族入侵，而不归为自己文明与历史。蒙元统治中原九十七年，最后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在蒙元统治下，是什么因素在随着时间推移而发酵，最终改变了我们的态度呢？
这种因素就是文化主导权的争夺。在激烈的对抗结束之后，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谁能夺取文化主导权，谁就能成为历史的定义者，就能成为“我们承认他们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中的“我们”。
在蒙元统治下，这个争夺文化主导权的过程，就是对外族统治者进行“汉化”的过程。
早在成吉思汗、窝阔台统治时期，丘处机、耶律楚材等人就开始向蒙古人传播儒家文化——说来有点有趣，一个道士和一个契丹人向一群蒙古人传播儒家文化。忽必烈倾心于儒家文化，他任用汉人世侯掌兵，任用儒学耆宿理政，将蒙元推向了汉化的快车道。随着汉化逐渐深入，中国逐渐从蒙古贵族的“分地”变为直属朝廷的“行省”；百姓逐渐从人身依附于蒙古贵族的奴隶变成按行政区划管理的“籍民”；官员任命方式逐渐由“分地”领主世袭继承变成由朝廷按科取士。蒙元汉化还有一个最直观的表现：蒙古贵族们开始像汉人一样给自己起名和“字”。《新元史》中就记载了很多“伯顔不花的斤，字蒼厓”、“朵兒直班，字惟中”之类的人物。《倚天屠龙记》中元朝汝南王府的郡主明敏特穆尔汉名叫赵敏，她哥哥扩廓帖木儿汉名叫王保保，前者虽是小说家言，后者可是确有其人、确有其事。
蒙元“汉化”的结果，就是汉文化、儒家文化夺得了文化主导权。在儒家文化的主导的文化融合下，“他们”最终变成了“我们”——当然，“我们”也打上了“他们”的印记。自然地，在我们书写的历史中，“他们”也就成为了“我们的历史”的一部分。
但日本侵华不同。日本侵华的目的是灭绝中华文化、乃至灭绝华夏民族。在日据时期，中国学校不许教中文、只许教日语；中国学生每天面朝东京三鞠躬，齐声大喊“我是天皇陛下的皇民”；中国百姓要改日本名字……日本人在南京杀了我们三十多万平民；在东北、华北制造了大量“万人坑”——仅山西大同就有十几个之多。日本人把我们的男人抓去做生化实验，把我们的女人抓去做“慰安妇”……如果日本赢了，如果日本统治了中国，恐怕连“中华”二字都将从历史中消失，恐怕连“我们”都将不复存在，更不存在什么“我们”承认“他们”了——可以想见，到时候一定是“他们”承认“我们”是“他们的历史”的一部分了。
文化主导权的意义，并不只是“文化传承”、“文脉赓续”，更重要的在于：文化导权往往意味着领导统治的话语权。西夏灭国之后，由于在蒙古统治层中毫无话语权，党项人被屠戮殆尽，党项民族、党项文字从此在历史中消失。而在入主中原之后，蒙古贵族多次提议“汉人无益于国，宜空其地为牧场”、“降民反覆，宜尽戮之”、“金人抗拒日久，多杀士卒，宜屠城”、“以回回人伐宋、中原人伐西域”。如果不是耶律楚材据理力争，如果耶律楚材和他背后的儒家文化在蒙古统治层中失去了话语权，恐怕赤县神州早就和西夏一样淹没在滚滚黄沙之中了。
其实不必访古。直到今天，在我们身边，文化主导权同样意味着领导统治的话语权。如果公司领导推崇HR们的“价值观文化”、“底线文化”，就会为一个月饼开除五个技术骨干。如果一个IT项目的主导思想是“快速试错”、“野蛮生长”，那么其技术含量、项目质量方面绝对会是粗制滥造、鲁斤燕削。如果一个家庭被大男子主义或女拳主义主导，就一定有一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争夺主导权的意义，甚至不止于争夺话语权，更在于争夺文化族群的生存权。在这一点上，它与争夺领土和主权一样，不啻为一场战争。只不过争夺领土主权是硬实力的战争，是“杀人”之战；争夺文化主导权是软实力的战争，是“诛心”之战。硬实力不济，软实力也不行，古有党项、现有印第安。硬实力不济、软实力强劲，古有宋朝、现有二战后的日德。硬实力过硬，软实力没跟上，古有蒙古、现有苏联。它们的结局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争夺领土主权的战争，比争夺文化主导权的战争更直接、更直观、更鲜血淋漓。日本在这个战场上就败下阵来，更没资格进入下一个战场。蒙元赢了领土主权之战，输掉了文化主导权之战。“我们”虽是最后的赢家，但在文化融合之后和“他们”已无法剥离。所以只能说：“他们”是“我们”的历史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