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提示：如果你不想像我这样错失很大一部分读书的乐趣，那就不要看剧透，尽情享受充满未知和新奇的冒险之旅吧。
文中引文来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傅惟慈先生翻译的版本。
读完第一遍《月亮与六便士》之后，我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做法有一点疑惑不解：为什么他一定要“离家出走”呢？为什么他不能留在家里，一边继续“六便士”的生活、一边追求“月亮之上”的梦想呢？
读第二遍时，我对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多了一些了解，也就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做法多了一些理解。其实离开家庭和追寻梦想，本来是两件事情。只不过，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一石二鸟，一次性了结了两件事情。
暂时把梦想放到一边，我们来看看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家庭——在书中，主要就是他的妻子——是什么样的呢？
一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第一次在书中出现，大概是在第一章。不过那时，故事还远远没有开始，我们只能从两位为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写传记的作家笔下了解到他妻子的只鳞片爪：
他在传记里引证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从巴黎写的一封家信，说他父亲称呼自己的妻子为“了不起的女人”，而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却把原信复制出来；原来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引证的这段原文是这样的：“叫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叫她下地狱。”
上面这段文字中，第一位传记作者叫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看姓氏就能猜到，他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儿子。书中还专门提到了他是一位牧师。第二位作者的名字既长又拗口，叫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据书中介绍，他是一位“不只相信‘人之初，性本恶’，而且认为其恶劣程度是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的”历史学者，同时“既是一个艺术研究者，又是一个心理——病理学家”。搞明白了这俩人的屁股坐在哪儿，就很容易理解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什么，也很容易明白他们谁更可信了。
我在读《月亮与六便士》的时候，经常为毛姆精妙的文字而拍案叫绝。因为他似乎总是能在一句最简单不过的话中透露出海量的信息来，所以我读这本书时总是忍不住去挖掘点深意，就像是通过作者有意无意间扔下的香蕉皮探究出他饭前有没有洗手来。例如，从上面那简单的一段话里，我又找到了另外一块“苹果皮”：
在这位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的成长历程中，他母亲的影响无疑要远远大于他父亲——后者最大的影响恐怕就是内心那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吧。那么，这种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的做派，是谁灌输到他头脑里、在他身上培养出来的呢？这可不是简单的“为尊者讳”。就如作者所说，“在教会势力鼎盛的日子里，它们并不是用这种方式对待不受欢迎的事实的”。如果学生的英语口语里有浓浓的四川口音，那么，相信老师的四川口音也不会轻到哪儿去。因而，我们是否可以根据儿子的表现来推测母亲的品性呢？当然，这很有可能是过度解读。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第一印象抛到一边，来看后面的故事吧！
二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第二次出现，是在一个作家圈子里的茶话会上。
茶话会的主人是女作家柔斯·瓦特尔芙德小姐。就如所有合格的茶话会主人、热情而八卦的女人以及嗅觉敏锐的作家一样，她把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介绍给了我们：
“我想让你去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谈一谈，”她说，“她对你的书崇拜得了不得。”
“她是干什么的？”我问。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如果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位名作家，我在同她谈话以前最好还是把情况弄清楚。
为了使自己的答话给我更深的印象，瓦特尔芙德故意把眼皮一低，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她专门招待人吃午餐。你只要别那么腼腆，多吹嘘自己几句，她准会请你吃饭的。”
瓦特尔芙德这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首先，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显然并不属于茶话会的这个圈子。她不是作家、评论家，也不是编辑、出版商，甚至不是校对工人。她只是“专门招待人吃午餐”的。
其次，尽管是圈外人，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很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只要能接触到这个圈子、只要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哪怕只能落得个“专门招待人吃午餐”的名声也在所不惜。
最后，估计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已经招待过不少作家了，但是她的鉴别能力——无论是对作品还是对人的——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你只要别那么腼腆，多吹嘘自己几句”，就能得到她的青睐。
这并不只是我的推测，毛姆很快就证实了我的印象：
除了她（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声音很悦耳外，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大学时的篮球队有一支啦啦队。队里的姑娘们未必能分得清走步和三步上篮、或者科比和布莱恩特（RIP）之间的区别。但这并不妨碍她们来每场比赛都来加油呐喊、为队员们递水递毛巾。我那时候虽然年轻，但是也知道她们的目标——基本上都是冲着我们单身帅气个子高的篮球队长来的。但是马齿徒增若干年后，我还是不知道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目的是什么：显然不会是某个单身帅气有才华的作家，也不会是某个慧眼识珠路子广的出版商，更不会“把生活看作是给她写小说的一个机会，把世人当作她作品的素材”。
那么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三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第三次出场，终于来到了她的主场：她邀请了几个人来家里吃午饭。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国外好像也是这样。前来参加聚会的两位女客都铆足了劲儿表现自己，努力地在穿着和谈吐上吸引眼球。女主人虽然辞锋不及她们俩，但是有自己的办法：
她的皮肤血色不太好，一头黑发梳理得非常精巧。在三个女性里面，她是唯一没有施用化妆品的，但是同别人比较起来，这样她反而显得更朴素、更自然。
有人说毛姆非常的毒舌，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深切的体会到了这一点。他笔下的这个朴素而自然的女人，却把自己的“一头黑发梳理的非常精巧”。但是在精心打理头发的同时，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又是三个女性中唯一素面朝天的人，使自己“显得更朴素、更自然”。
毛姆在这里用了一大段看似称赞她的文字，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辛辣的事实：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根本就不是一个朴素而自然的女人。为了融入这个不属于她的圈子里去，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可谓费尽心机。一方面，她精心打扮自己，让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她又故意不施粉黛，让自己在珠光宝气间另辟蹊径，杀出重围。真可谓是以正合之以奇胜之，“兵者诡道也”在这个小妇人脑中好像是1+1=2这么简单。
到目前为止，我对毛姆某段文字背后的深意所做的解读和推测，基本都能从他另一段文字中得到证实。在我刚刚开始觉得自己读懂了他、也读懂了她的时候，毛姆轻蔑的一笑，甩了我这样一段文字：
当她同作家结识以后，她有一种感觉，仿佛过去只能隔着脚灯瞭望的舞台，这回却亲身登上去了。她看着这些人粉墨登场，好像自己的生活也扩大了，因为她不仅设宴招待他们，而且居然闯进这些人的重门深锁的幽居里去。对于这些人游戏人生的信条她认为无可厚非，但是她自己却一分钟也不想按照他们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这些人道德伦理上的奇行怪癖，正如他们奇特的衣着、荒唐背理的言论一样，使她觉得非常有趣，但是对她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却丝毫也没有影响。
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根本就不想融入这个作家圈子，她只是用这些作家们来装点自己的生活，就像我们用绿植、鱼缸、画作、书籍等等品物品来装饰房间一样。在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生活中，客厅和餐桌就是她的花盆和鱼缸，穿梭其间的作家们就是她的绿植和热带鱼。他们的穿着打扮是她挂在墙上的“名家画作”，他们的高谈阔论是她摆在书架上的“世界名著”。他们“使她觉得非常有趣，但是对她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却丝毫也没有影响”。
“丝毫也没有影响”这个事情实在太可怕了。种绿植和养鱼都可以让人心情平静、情绪舒缓。多逛几次画展之后，大多数人都会把《富贵有余》换成《蒙娜丽莎》；多看几本名著之后，也一定能理解《战争与和平》与《霸道总裁爱上我》之间的差距。所谓耳濡目染、近朱者赤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惯爱结交文人名士”，“自己却一分钟也不想按照他们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既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也没这个能力混进去。当然，她也不想融入这个圈子。对她这种喜欢请作家们吃饭的热情，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词就是“附庸风雅”，或者简洁点说，就是“虚荣”。
其实附庸风雅也好、虚荣也罢，都算不上什么原则性问题。相信毛姆也这么想，所以他对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也有很多暖色调的笔触：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说话不多，但是她也有一种可爱的本领，能够引导大家的谈话总是环绕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一出现冷场，她总能说一句合适的话使谈话继续下去。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这一年三十七岁，身材略高，体态丰腴，但又不显得太胖。她生得并不美，但面庞很讨人喜欢，这可能主要归功于她那双棕色的、非常和蔼的眼睛。
还有一件事叫我喜欢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她的住所布置得非常优雅。房间总是干干净净，摆着花，叫人感到非常舒服。客厅里的印花布窗帘虽然图案比较古板，可是色彩光艳，淡雅宜人。在雅致的小餐厅里吃饭是一种享受；餐桌式样大方，两个侍女干净利落，菜肴烹调得非常精致。谁都看得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位能干的主妇，另外，毫无疑问她也是一位贤妻良母。
但是，对思特里克兰德夫妇之间的关系，毛姆的笔锋就要冷峻得多了。
四
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第四次亮相开始，毛姆逐渐转向了她的丈夫。但是，作为全书的主角，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得到的出场介绍绝对是任何人都不想要的：
“你知道，他一点儿也没有文学修养，他是个十足的小市民”。
“我猜想，他一定会叫你觉得很厌烦的。”
“他不想假充自己有什么才华。”
“但是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可是自愿冒这个风险；如果这天晚上你过得非常无聊，可千万不要怨我。”
“我要预先声明，你将会是厌烦得要命。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一次枯燥乏味的宴客。”
我记得，黄承彦给孔明介绍自己女儿时，不过说了一句“身有丑女，黄头黑面”，就引来千百人猜测他到底是自谦还是在自嘲。那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这些话，到底是自谦还是自嘲呢？我觉得都不是。
像这样三番五次地强调一件事情，说明不管这件事情的真相如何，说话人的心里已经有了定论、有了根深蒂固的成见。所以，不管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本人怎样，在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眼中，他就是一个令人厌烦的、一点儿也没有文学修养的、十足的小市民。而且对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这样“一个想在文学艺术界取得一个位置的女人来说，他是很难给她增加光彩的”。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对她的丈夫，似乎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我刚好是他的妻子。我很喜欢他”——这句话本身也暗藏玄机：如果不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妻子，她还会喜欢他么？
五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第五次出场时，她已经来到了悬崖边缘却毫不自知。
当时，她正“计划把一家人带到诺佛科海滨去，孩子们可以在那里洗海水浴，丈夫可以打高尔夫球”。为了这次旅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带着她的一儿一女……在离开伦敦之前抓空买最后一批东西。……这一家人感情似乎非常融洽。他们说一些外人无从理解的小笑话，笑得要命”。
但是，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却没有出现在“这种幸福家庭生活”中，仿佛这一家人住在他的隔壁，仿佛他们的快乐和热闹的只是吵闹的邻居时不时吹起的小号。我不知道是不是英国男人都不参与到这样的家庭小活动中来，也不知道毛姆是不是真的话里有话。总之，除了这件小事之外，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第五次出场乏善可陈。
人类对情绪的极值非常迟钝，只对起伏间的反差异常敏感。情绪极度低落时，心理防御机制会“切断”一些感觉通道，使人不至陷入过度的悲痛、感伤或者惊愕之中，从而保护我们脆弱的神经和心灵。情绪极度亢奋时，高度兴奋的神经系统会向大脑传递过多、过强的生物电信号，使得大脑不得不直接丢弃很多信息，以免自己被自己的DoS攻击搞垮。但是，如果我们在失恋时去到一家心仪已久的餐厅点上一顿最爱吃的大餐，然后在大快朵颐之后回到住处发现已经人去楼空，这种在低谷和高峰之间坐过山车的感觉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往往是最深刻的。
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和他太太的生活就是这样一架过山车。在四平八稳的轨道上运行了十七年之后，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拉下了扳道器，把它引上了呼啸而下的断头轨道，并最终将它摔了个粉碎。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从地上爬起来，拍拍手，扬长而去。留下从幸福顶点跌入痛苦深渊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站在原地，错愕不已、泪流不止。
本来，作为读者，读到这里时也应该感同身受地发出或讶异或痛苦的喊声才对。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我早早就被剧透了，所以在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跌下来之前，我就已经就在谷底等着她了。因此，虽然我能感受到她的情绪，可是因为没有了落差，面对她的眼泪，我也只能耸耸肩、摊摊手，当做什么也没发生。如果你不想像我这样错失很大一部分读书的乐趣，那就不要看剧透，尽情享受充满未知和新奇的冒险之旅吧。
六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就是在这样一种情绪中第六次出场的。
她和文中的“我”原本都打算耸耸肩、摊摊手、当做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结束这次会客。但是，大家——尤其是柔斯·瓦特尔芙德——显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特别想知道她怎么谈论这件事”，因为她说话是有名的尖酸刻薄，柔斯·瓦特尔芙德怎么谈论这件事情就决定了在那个圈子里的人怎么看待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而柔斯·瓦特尔芙德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
她（柔斯·瓦特尔芙德）笑了起来，眼睛流露出一道我早已熟悉的幸灾乐祸的闪光。
一张幸灾乐祸的嘴能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呢？显然的，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不能再宴请作家们了；她也不能去参加他们的沙龙了。“旧日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那种光荣体面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对于“一个想在文学艺术界取得一个位置的女人来说”，这样的担忧显然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这种担忧也释放出了一个很不好的信号：她似乎并不怎么关注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这就像我们给了猫咪几盆猫粮，而它始终埋首于其中一盆一样。你尽可以说我是被厚黑学荼毒至深，以至于听到什么都觉得话里有话；也可以说我是满脑子高考的阅读理解，非要从“两棵枣树”或“蓝色窗帘”里分析点什么深意出来。但是，既然这次重读《月亮与六便士》的目的就是搞清楚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与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就不得不在这个方向上多花一点心思了。
七
第七次出场时，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正用尽力气唤起文中的“我”的同情，好叫“我”去帮她挽回她的丈夫。
虽然她在悲痛中也“没忘记使自己的衣着合乎她脑子里的礼规叫她扮演的角色”，虽然她准确地判断出了和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没什么交情的“我”比她的姐夫更能解决这桩家丑，虽然她冷静地向两个孩子保守了秘密，虽然她清楚地替“我”想好了见到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时该谈什么、他会说什么话而“我”又该怎样应答，但她的眼泪还是在一个劲儿地往下落——“她显然准备要大哭一场，因为她预备好大量的手帕”。女人的眼泪是男人最大的软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很懂得这一点。“她非常不幸，但是为了激起我的同情心，她也很会把她的不幸表演给我看”。
还记得在被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歪曲的那封家书中，他的父亲是怎样说他的母亲的吗？“叫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叫她下地狱”。我有点相信这话并不是出于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对他妻子的憎恨或厌恶，而纯粹是一种白描。人在情绪的巅峰或低谷中时，很难让大脑保持清醒，更别提做什么判断或者计划了。老话说“不要在情绪上头时做任何决定”，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看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吧，在出事儿之后不到一两天——“我”回到伦敦后当天就听说了她遭遇的不幸，并去她家和她聊到这这件事；随后“没过一两天，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给我寄来一封短信，叫我当天晚上到她家去一趟”——在这不到一两天的时间里，她就拟定好了整个计划：挑选合适的人选，用眼泪打动他，告诉他该怎么说怎么做。更别提她在事发后第二天就“心里怀着这样大的一个秘密，要使自己举止得体、装作一副坦然无事的样子”地告诉孩子们说“父亲有事到外地去了”，然后“花费精力把样样东西打点齐全”并把他们打发到学校去。“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但是，这样的一颗钢铁心脏似乎也太冷酷了些。对需要温暖和温柔的婚姻来说，骂一声“真希望叫她下地狱”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即使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在情绪的携裹下也会有口不择言的时候。人们常说“酒后吐真言”、“酒壮怂人胆”，我觉得不对。让人们说出藏在心底里、或者平时不敢说的话的，不是酒，而是情绪。其实醉酒本身也是情绪化的结果，如果不是在一起很久的人突然分手了、或者很久不见的人突然重逢了，谁会闲着没事儿把自己灌醉？正是情绪到了，所以才会醉了；也正是情绪到了，所以才会说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情绪上头时说的话，常常就是人的最真实的想法。如果一个女人在被钢琴烛光红酒牛排玫瑰钻戒前还坚持说“你是个好人”，你就能知道她平时说“死鬼”“讨厌”时有多不走心了；如果一个男人在摔了枕头被褥筷子勺子字典杂志之后还不解恨地骂你是“丑人多作怪”，你就能知道他平时说“你是最美的”时有多走肾了。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大脑也许能凌驾于心灵之上，但它还是不能完全地掌控自己的嘴。例如，提到离婚时，突如其来的愤怒让她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我永远也不会同他离婚。”她突然气狠狠地说，“把我的话告诉他，他永远也别想同那个女人结婚。我同他一样，是个拗性子，我永远也不同他离婚。我要为我的孩子着想。”
但是：
我想她最后加添的话是为了向我解释她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态度，但是我却认为她这样做与其说出于母爱不如说由于极其自然的嫉妒心理。
她不愿意离婚的原因，并不是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爱，也不是经济方面的考虑，而是“他永远也别想同那个女人结婚”，以及“我要为我的孩子着想”——后面这句还是忽略掉吧。很多人在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大段的解释后，总喜欢加一段“再说，我也是为你好啊……”或者“再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但是聪明的人都知道，“再说”后面那些话只是为了让前面的解释更容易被人接受而已，就真实性而言，它们还不如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句“我要为我的孩子着想”呢。
但并不是所有的“最后加添的话”都那么不靠谱。比如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这段话：
“我不知道。我要他回来。如果他回来了，我可以既往不咎。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是十七年的夫妻了。我不是一个心胸狭小的女人。过去我一直蒙在鼓里，只要我不知道，我也就不会介意这件事。他应该知道这种迷恋是长不了的。如果他现在就回来，事情会很容易弥补过去，谁也发现不了。”
这似乎可以再一次证明：相比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本人、相比他们夫妻间的感情，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更在意的是流言蜚语，是“不该让人家拿我当笑话看”，是旧日生活中的光荣和体面。与这些相比，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只是一个令人厌烦的、毫无文学修养的、十足的小市民。如果发生在她家里的不是“三家分晋”而是“田氏代齐”，我相信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什么也不会说、甚至会迫不及待地另抱琵琶。
老实说，要分辨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源于两个人的“本质”、还是源于他们的“附属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说“价值十万法郎”是一幢漂亮房子的“附属价值”，那也是因为这房子是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漂亮的房子，它的窗户上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或者说，“附属物”是“本质”的一种延伸。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喜欢看书，只是喜欢看你看过的书；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喜欢看你看过的书，只是喜欢和你聊天；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喜欢和你聊天，只是喜欢你。如果因为一个人会把心思花在十万法郎上而说他不喜欢玫瑰色的砖、天竺葵和鸽子，就和因为我喜欢和你聊天而说我不喜欢你一样荒谬。
好在毛姆已经在前面埋下了伏笔。我们已经知道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在他妻子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然也就知道“使她肠断心伤的失恋之痛是否也搀杂着虚荣心受到损害的悲伤”，进而也就能够知道：为什么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一定要离开他的妻子、离开这个家，而不能一边继续旧日的生活、一边追寻自己的梦想了。
八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第八次出场，自然地，“我”要向她汇报“挽回丈夫”这个任务的结果了。
显然，这个结果太过于出人意料了，简直就是“给他们准备了一颗炸弹”——之所以是“他们”，是因为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姐姐和姐夫也在场。
虽然她的姐夫出场不多，她姐姐更是只露了这一次面。但是就这短短的一次露面，你就能强烈的感觉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和她的姐姐姐夫是同一类人。相比之下，我们很想象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是属于这种环境的人”。
她的姐姐“精神抖擞，言谈举止表现得很有教养，但却很难掩饰她那根深蒂固的偏见：如果你不是军人，就连站柜台的小职员还不如。她讨厌近卫队军官，认为这些人傲气；不屑于谈论这些官员的老婆，认为她们出身低微”。如果说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光荣体面”就是和文艺界人士一起吃饭，那么她姐姐的就是和军人生活在一起。同时，姐姐的“鉴赏”能力似乎和妹妹一样堪忧：她挑选的丈夫除了是个上校之外，简直一无是处。
仅凭初见的寥寥几面就给对方做出评判，在我以往所受的教育中是一个应该摒弃的恶习，甚至是要刻意地去摆脱和纠正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但是摸爬滚打若干年以后我发现，头几次交往中看到的，往往正是一个人最主要的成分。商人们很懂得这一点，他们总是会把最精美的商品摆在橱窗最显眼的位置上。画家们也很懂这一点，他们总是会用最大的色块、最强的对比、最多的笔触来描绘画作的主题，哪怕为此吃上官司、牺牲自己的艺术生命也在所不惜。人虽然只会在相亲或者面试时主动这样做，但是下意识这个神奇而又可怕的东西总会在日常的言行举止间出卖他。如果一个人在头几次聊天时说的最多的就是自家的饭菜以及帮人串词避免冷场，那你最好不要期望在以后的交谈中能跟他聊莎士比亚或者狄更斯。
如果一个人“一说到‘文艺’这个词，就露出满脸鄙夷不屑的神情”，那你一定不要对她的丈夫把追寻艺术梦想的人评价为“这人简直神经失常了”感到意外。在这样的橱窗或画框前站上三分钟，然后撇撇嘴说“我不喜欢这个”并转身离开，这既不是过错也不是错过，很多时候甚至是一种明智之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姐姐和姐夫让我们对她的了解更深了一分：缺乏“鉴赏”能力，导致她们只能用“标签”来了解和定义别人。“证券经纪人”，“丈夫”，“父亲”，“小市民”，“四十岁的人”，“男人”，任何一个标签都无法解释在“没有女人”的前提下，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为什么“丢弃工作、扔掉了妻子儿女”。无怪乎听到这个答案时“麦克安德鲁上校和他的妻子（即姐夫和姐姐）都表示不能相信地喊叫起来；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甚至从椅子上跳起来”。
人们为了不动脑筋真可谓是殚精竭虑了。人们大费周章地给万事万物贴上标签：摩羯座，A型血，理工科，程序员，大牛，宅男，帅哥，文青……并且找出种种证据来证明这些标签的正确性，却偏偏少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倾听和倾诉、去认同和反驳、去探索和了解。人们大开脑洞编出了各种奇怪的理论：边角位，左三右三，五行五环……并且找出种种事例来证明这些理论的正确性，却偏偏不愿意认认真真的学习和计算一下概率或条件概率。人们费尽心机地把教育失败归咎于网吧、桌球、游戏厅、漫画、小说、手机、网文、偶像剧，却偏偏少有人愿意去系统的学一点教育学的东西。
虽然我相信“偷懒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这种偷懒应该是在走过很多通路和死胡同之后，筛选和对比得到的最佳路径，而不是在一次“瞎猫碰到死耗子”式的成功之后就“咬定青山不放松”，以后所有的精力都只用来证明这条路可行、而再不考虑其它任何可能性了。最近有个挺火的词叫“内卷”，用来形容这种人也是挺贴切的。
不过，也许是痴长了几岁的缘故，相比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她的姐姐和姐夫内卷得更严重些。在“谈话中断了一会儿，他们在思索我这一番话”之后，他们二人得出的结论是：
“他爱怎么样我就让他怎么样。有一天他会夹着尾巴回家来，老老实实地过他的舒服日子。”
“啊，亲爱的，你要记住刚才咱们听到的那些话。他已经过惯了舒适生活，过惯了有人照料他的日子。你想他在那种破烂的小旅馆里，破烂的房间里能待得了多久吗？再说，他没有什么钱。他一定会回来的。”
“哎，我认为你说的这些太玄虚了，”上校说，这种人性是他的职业传统所不能理解的，他把自己对这种特性的全部蔑视都用“玄虚”这个词表现出来，“别相信这一套。他会回来的，而且像陶乐赛说的，让他在外头胡闹一阵子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如果真的相信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会自己夹着尾巴回家来，而不想点什么办法，显然，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但是，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对手并不是她所能够想象的另一个女人，而是某个远远超出她理解范围之外的、她根本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对付的东西。甚至于，如果一直抱着他还会回来的希望，可能以后都无法让自己的生活回归正常。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她用了另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来把自己的情绪和生活拉回正轨：
“他要是发疯地爱上一个人，同她逃跑，我是能够原谅他的。我会认为这种事是很自然的。我不会太责备他。我会想他是被拐骗走的。男人心肠很软，女人又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但是现在却不是这么回事。我恨他。我现在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了。”
“我还从来没有像恨他这样恨过一个人呢。你知道，我一直宽慰自己说，不管这件事继续多久，最终他还是要我的。我想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会叫我去，我也准备去。我会像一个母亲那样看护他，最后我还会告诉他，过去的事我不记在心里，我一直爱他，他做的任何事我都原谅他。”
“但是现在——现在什么都完了。我对他就像对一个路人似的什么感情也没有了。我真希望他死的时候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我真希望他染上恶疮，浑身腐烂。我同他的关系算完了。”
九
“以后发生的事说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人”。除了她在第九次出场时说的那些话：
“你知道，你告诉我说查理斯一个人在巴黎，你肯定是弄错了。根据我听到的消息——我不能告诉你这消息的来源——，我知道他不是独自离开英国的。”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同你谈论这件事，要是说他是同哪个女人私奔的话，你用不着辩驳。”
可见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不仅性格坚强，而且很聪明。她肯定没读过孙子兵法，但是“扮猪吃虎”这一计她用得可是得心应手、百试不爽。继成功的用眼泪换取文中的“我”跑了一趟腿之后，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用这样的消息和故事“赚得了人们不少同情，同时也使她的名望增加了不少”。这样的遭遇，加上之前在作家圈子里积累的人脉，“朋友们都答应给她拿活儿来，而且还要尽心把她推荐给各自的相识”。因而很快的：
她重新把生活安排好。她非常能干，她决心兴办的这个买卖一定会成功的。
“善用兵者能因败为成”，“这个女人真是太了不起了”！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好好向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学习一下如何面对和度过人生低谷。
就我个人而言，相比于摔门而出、前途未卜的娜拉，我更愿意像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这样迅速地独立自主地站起来——但是这不代表我愿意做她的朋友。有些植物单独种植时非常漂亮，让人爱不释手。但是和别的植物种在一起时，它会抢夺养料使对方营养不良、甚至分泌毒素让它们枯萎凋谢。有些人也是这样。他们的某些方面让你感到欣赏、鼓舞，让你觉得找到了榜样和方向。但是他们的另一些方面又会让你望而却步，让你宁愿选择性无视，让你充分的认识到：
卑鄙与伟大、恶毒与善良、仇恨与热爱是可以互不排斥地并存在同一颗心里的。
十
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第十次出场时，时间一下子过去了五年。
她以前说的“家里什么都同过去一样，但是也都同过去不一样了”，仿佛一语成谶，成为了现实。她仍然像以前那样爱慕虚荣：
“同别人谈话的时候，她忘不了向对方表白自己的高贵出身，动不动就提到她认识的一些人物，叫你知道她的社会地位一点儿没有降低”
“一说起第二天晚上要在一位家住南肯星顿的皇家法律顾问那里吃晚饭，却总是眉飞色舞。她很愿意告诉你她儿子在剑桥大学读书的事；讲起她女儿刚刚步入社交界，一参加舞会就应接不暇时，她总是得意地笑了起来”。
但是，现在支撑她的“光荣和体面”的不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给人打的稿件以整齐精确闻名，生意很能赚钱”，是她“经营打字行业的胆略和见识”。我要再重复一遍：“这个女人真是太了不起了”。
但是，我也要再重复一句：“我真希望叫她下地狱”。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对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改变的东西仍然孤芳自赏，而对其中天翻地覆的那部分却“不好意思多谈”，觉得“总有些抬不起头来”。并且，她把这种态度也放到了自己的女儿身上：
“啊，不，我不让她做这个，”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回答，“她长得很漂亮，我认为她一定能结一门好亲事。”
女孩子的人生目标不是学得好、不是做得好、而是嫁得好，这种观点还真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啊。但是，怎样才能嫁得好呢？没有一本书、一门课、一个老师讲过这事儿。于是，很多人——不光是女性，也有很多男性是这样——就像一个残疾人寻找拐杖一样，找到一个晾衣架就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然后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这个晾衣架上，最后在“合”得来之前把双方的感情和耐心都“磨”了个精光，“嘎嘣”一声把晾衣架杵折、把自己狠狠地摔在烂泥地里。
直到这时，人们才会想要靠自己站起来，哪怕是给自己装个假肢，也要靠自己向前走。
直到这时，人们才会明白，好的婚姻不是一个残疾人拄着一根拐杖，而是两个正常人用自己的腿（含假肢）、拉着彼此的手，向着同一个方向，一起走。
可惜直到这时，还是会有很多人对女儿说：女孩子的人生目标不是学得好、不是做得好、而是嫁得好。
至于她的那个“晾衣架”，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这样说的：
“如果他的生活真的贫困不堪，我还是准备帮助帮助他。我会给你寄一笔钱去，在他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一点一点地给他。”
就像文中说的，“但是我知道她答应做这件事并不是出于仁慈的心肠”。这是另一种宣泄恨意的方式，是胜利者对失败者说“趁我心情好赶紧逃命去吧”，是“杀人，还要诛心”。
十一
如果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能把这种恨意贯彻到底，那她还能收获我更多的敬意。
但是，在第十一次出场时——这时已经到全书最后一章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天才和成就也已经盖棺论定了——她对这个一度把“她的一张脸气得煞白，一点血色也没有”的人、对这个“我真希望他死的时候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我真希望他染上恶疮，浑身腐烂”的人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
她称他为“亲爱的查理斯”，而不再是“十足的小市民”了；她认为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极有装饰意义”，而不再认为它们“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了；她认为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个伟大天才”，而不再认为“他对这种事可以说一点才能也没有”了；她“充分暗示了她同自己丈夫的关系非常融睦，从来没有任何嫌隙”，而不再提起“我恨他。我现在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了”或者“我对他就像对一个路人似的什么感情也没有了”。
她并不了解活着的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并不知道他的兴趣爱好、他的梦想，并不知道“她把屋子装点得五颜六色的这种风尚都是因为南海岛屿上一个可怜的画家有过这种幻梦”，恐怕也并不了解那个给孩子喂奶的裸体女人背后的意义。但是，死了的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让她忘记了自己“曾不得不的自食其力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让光荣和体面的旧日生活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有一种蛆虫对鲜活的血肉弃如敝履，面对腐败的烂肉却胃口大开。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医生会借助它们来为病人清创。但无论它们对医学有什么样的贡献，一想起它们我就觉得恶心，就会想起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那句话来：
“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叫她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