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1984），奥威尔。
《一九八四》的主题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反共；有人认为是反苏；有人认为是反极权；还有认为是反乌托邦。
人们众说纷纭的核心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会最终演变成《一九八四》所描写的那样？**一个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答案，他眼中的《一九八四》就是“反”什么的。
看起来，极权社会最有可能演变成《一九八四》，因为极权体制往往能极有效率地实现它所想要做的事情——奥博良等人不就把追逐权力、为了权力而追逐权力这件事做得无以复加么。另一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阻止极权体制去做人们不让它做的事，至少相比“最不坏的制度”来说，好像是这样的。温斯顿竭尽全力的反抗，却连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都没有得到。
所以，当极权体制想做的恰好是人们不想让它去做的，比如战争，比如篡改历史，比如禁止爱情，比如规定二加二等于五，这时，人类、社会就要面临危险了。
极权，只要是极权，就有这样的危险。至于这权力交给谁——贵族君主，议院，宗教首领，财阀寡头——其实并不重要。人类天生自私自利，滥用权力是天性。远到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节奏0》，近到导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各级官吏，谁都是这样。
但是，必须承认，问题不是极权本身，而是“极权体制想做的是人们不想让它去做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忘了初心。只不过极权体制下想要纠正这样的问题往往难于上青天。但这样的危险同样存在于其它的社会体制、集体组织乃至于个人身上：一旦失去、或忘记、或找错了目标，那么跨出去的每一步都是错误的。
这是我喜欢敏捷开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总是会在跨出一小步的同时，回头检视这一步有没有问题，并修正这一步的方向，以保证以后的每一步都不偏离最终目标。这是一种新陈代谢的生命力，是一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长盛不衰的保证，是一种不忘初心…好吧这不是党课讲稿哈哈哈哈。
除了目标，还有一个“路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我想，《一九八四》中核心党在成立时，也有一个“正确的”共同目标，否则它无法把这么多人团结在一起、建立“大洋国”这样的国家。但是，为了实现当时的目标，人们选择了一个极权体制的社会和政党，希望以这种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恐怕创始人们要彻底地失望了：他们选择了一个风险极高的路径，因为如前所述、极权体制极易向错误的方向一去不返；而这种风险在奥博良这一批人手里变成了切切实实的问题。
有时候，正确的目标甚至不如正确的方式重要。
一方面，有时我们很难在一开始就把目标想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或者用互联网的说法，叫快速试错。这种情况下，用错误的方式去做事，无异于自掘坟墓。在野蛮生长阶段堆砌业务代码、完全不考虑系统设计或做重构优化的系统中，埋了多少程序员的血泪和白骨，相信每个见识过这种“老系统”的人都有感触。
另一方面，一个组织的目标往往是众口难调的。业务领导希望业绩好，技术领导想推新技术，属下们有人想少加班，有人期望涨工资，有人想要学技术，有人就图个安稳。到底谁的目标是正确的？到底谁的目标是真正的“组织的目标”——这一点可不一定是领导说了算，有时组织里的“非正式组织”更有发言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共同的、或者相近的路径来提纲挈领，让组织内的人在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形成一股合力来实现组织的目标。这会有点考验领导能力，但如果能做好，甚至有可能实现“帆船跑得比风快”的效果。
实际上，奥博良们选择的路径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战争即和平、奴役即自由、无知即力量”的统治必然依赖于严格的出境控制。如果人们能像春秋战国时那样轻松过境，必然会有大批的张仪范雎逃往外国。最后只有统治者而没有被统治者的权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另一方面，“权力来自下级”。只有拥有愿意接受命令、愿意执行命令的下级，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大概这也是人们“任人唯亲”的一个原因吧）。当人们阳奉阴违时，权力至少要打五折。
虽然《一九八四》中只写了两个反抗者，虽然温斯顿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兄弟会，但是奥博良也不知道。他甚至永远无法知道，抹他脖子的会不会是他家里那个长得像蒙古人的仆役。
就如我现在也不知道搞垮系统的会是哪行代码一样。